熊培云，生于20世纪70年代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www.21pinglun.com）创始人。
　　过去或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代表作有《思想国》（2007）、《重新发现社会》（2009），译著有《中国之觉醒》（法文，香港田园书屋）。

　　时评写作，的确是琐碎的工程。然而，这不也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零星的工程”么?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就不难发现，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接下来说说本书的编选“标准”。几年来，作者的一些评论也经常忝列杂文年选或者评论年选，然而每次收到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时，心里也并不十分高兴。不是因为不感激编选者的劳动，而是因为作者自认为最好的年度文章没有收入其中。作者想，如果编选者能让作者自荐篇目，再从中挑选，效果一定会好一些。毕竟，作者是通读并且了解自己所有文章及其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20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30年问，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15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18t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10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万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历史背后的利益
　　单士兵
　　杭州西湖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许多年前，司徒雷登也曾这样说。就在本月17日，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的遗骨，被安葬在杭州安贤陵园，他的杭州故居也被辟为名人纪念馆对外开放。
　　这让司徒雷登从历史的幽暗中又走了出来。连日来，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似乎让这个人完成一次重大的历史转身。在“司徒雷登魂兮归来”的感慨中，在现实对历史嗟叹声里，一个人的司徒雷登，的确是清晰明朗起来了。
　　其实，早在此次司徒雷登安葬杭州之前，国内许多学者就以大量著述，对司徒雷登的个人行为品格进行大量的还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就是北京大学现任副校长郝平撰写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种种介绍，让人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曾经从美国筹钱在中国办大学，以重金聘请国内外著名教授，以“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为校训，把当年燕京大学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高校，进而被视为燕京大学的灵魂。
　　关于司徒雷登的个体品格，其实从来也都不泛溢美之词。当年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拘禁时期表现的个人品德予以钦佩的评价，这些年，国内学者越加推崇司徒雷登的个人魅力。司徒雷登自己也曾认为“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甚至他的遗愿也是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而历史，有时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于是，注定是需要后人以勇气与理性来进行恢复还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天，许多人会以新的目光来打量司徒雷登先生。
　　以发展开放的眼光，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这当然是进步。问题是，对一个人的司徒雷登形象进行转身，却并不等同于对特定的历史理性进行颠覆。尽管说，当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的确让司徒雷登这位“大使老爷”的形象不是那么的光鲜高大，那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俨然就是失败敌人狼狈落寞的最好写照。然而，那篇文章的确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它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我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清晰记得教材里也是如此表述的。

序
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
历史背后的利益
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藏富于民好于消费券
只要统计能做假取消啥GDP都没有用
一个公民的愤怒与一种信仰的沦陷
燃油税又盯上中产阶层？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
不要将什么都称为“山寨”
少数人的权利
罗斯福新政的启示
网络语言暴力的根源
制造敌人的艺术
拒绝谎言，哪怕是为了爱国！
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
我的民富路线
北川政110万购豪华车令人心痛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
城乡分割的文明后果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对伪专家广告该依法惩罚了
中国版限薪令
阻止乡村在文化上的消失
拉动经济不能仅靠政府
我支持取消文理分科
“购房落户”疑似倒卖户口
经济危机中的失业链条
白血病患儿“幸好遇见总理”暗藏几多无奈
等贪官自毙的路，实在是太长了
援助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哪里呢
国际公约困住圆明园兽首追索
农民工的出路不在大城市
从网络社会通往公民社会
上海的效率与孟买的自由
不要把农村当成“泄洪区”
别让农民工家庭成为“城市孤岛”
财政政策应考虑面向个人减税、退税
两会报道不要只飞花絮
代表委员没有理由沉默不语
难道要整顿网络以保住“好干部”林嘉祥？
牢头狱霸的今与昔
请给出个税不调整的充分理由
代表委员会质疑会回应还要有行动
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暴力
牢头狱霸们是些什么人
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
不能自主支配的城市土地
如何化解2000亿高校债务？
《中国不高兴》把民族主义当钱卖
对极端言辞的煽惑性应保持警惕
不要再廉价爱国
经济变革政治建构与社会重建
孙东东们为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
重申清明的三种价值与理想
集体中国和公民中国的G20
回到村庄重拾希望
政府医疗服务的真谛是什么
别对新医改抱太高的期望
汉字繁体简体，兄弟相煎何急
被统计都是一种幸福
口号没用，民富要紧
看病难报销医保基金睡大觉
美国大学为何敢拒授奥巴马学位
汉字、国家与天下
我是纳税人，可是光荣在哪儿？
以“缓查贪官”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中国奇迹”八成靠全球技术
被成龙先生侮辱与损害的自由
为什么没有“诽谤政府罪”
5·12周年了，请不要把丧事办成喜事
炫富仇富：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一些专家的公信力真是我们的心病
北京户口迟早要灰飞烟灭战略上一定要藐视
男女平权退休是宪法权利
开征物业税面临制度性矛盾
国企改革需要二次革命
绿坝别“拦截与过滤”了依法行政
公众掌控遥控板是最大的时务
“小学生卖淫案”背后有无另一个习水
“文化渗透”无可指责
学术腐败动摇国本
农村养老社保难填城乡鸿沟
工人以开胸验肺揭穿谎言痛何以堪
网瘾电疗中心就像一座“古拉格”
那些中学生为什么不得不去征税
百万精英出国不归该引发怎样的反思
九零后有多堕落？
我若是洛阳农民就不会拿土地换户口
成都醉驾判死刑为公众安全加防火墙
公务员为何不十白房价高
有多少官员现在能自己买得起房子
交通规划存缺陷收拥挤费有何用
看晚清三方角力
《西藏一年》，值得重视的范例
网瘾是一种瘾吗？
历史上加税导致的社会动荡
大炮为什么没打死蚊子
治土地囤积必先治扭曲的政商结构
《读者文摘》破产与数字化生存
该隐退的不是煤老板，而是煤老板方式
税收不应该打年底双薪的主意
打黑除恶不应为法治留遗憾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依法如何严惩？
建立县级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达沃斯年会：有思想就有未来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邮政专营范围如何确定需三思
末班车上的疯狂
真正的通识教育不能回避公民精神
高考加分应当摆脱行政控制
李鸿章会公示他的财产吗？
祭孔祭的是什么
开放就是影响力
体制弊端不除，“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从2049年看中国
“有身份”与“刑不上大夫”
网络监督为何以“谣言”的方式出现？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
白毛女应嫁黄世仁和教育者观念落后
行政权力监督无方 钓鱼执法惟利
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
海归都水土很服了更让人忧虑
离开草根富不过二代
唐德刚已逝，我们还要逼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