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另一边
在人类无休止的征战历史上，间谍活动至关重要，因为它包含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正在谋划些什么？他们有多大的能力？危险性有多大？这些危险的紧迫程度如何？间谍通常被称为“全世界第二古老的行业”，它的工作内容恰恰解答了上述问题。
在法律上，间谍的定义是通过采用秘密侦察、偷窃、监视或其他方式获取军事、政治、经济及其他机密信息的行为。所有国家都将间谍活动定为重罪，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基本上都会判处死刑。规范世界战争行为的日内瓦会议专门将间谍剔除出“合法战斗参与者”的定义范畴。任何“乔装行动”的战斗参与者都会“受到审判惩处”，以传统观点看来，这一规定是指被捕的间谍会被立即枪毙。然而，身着制服从事秘密监视活动的战斗参与者则被认为是在进行军事侦察，这种军事活动是合法的，因此这类人员一旦被捕，就必须作为战俘对待。
间谍活动是一种收集情报的过程，情报这一概念与信息有所区别。从广义上讲，情报基本上可以定义为经过处理的信息。信息经过处理转化为情报的过程，与报社的日常工作大致相似。每天，可靠程度不一的大量信息输入报社，由相关人员进行核实、消化、分析和处理，最终的工作成果是一个信息集成包，报社编辑们一致认为这些信息可以形成一份与当天发生的重要或有趣的事件有关的完整报告。情报部门也有与报社一样的处理信息的工作流程，通常称为“情报收集”，指的是处理搜集到的信息（即“原始情报”），将其转化为被称为“最终情报”的成品。情报人员随后会将这些处理成品送给决策者（在情报术语中，决策者被称为“用户”或“客户”），决策者需要依据最终情报做出重要决定。
以传统观点来看，情报在三种层面上发挥作用：
战略：其他国家的能力和意图，例如某国是否在秘密发展核武器；这类武器一旦研发成功，该国计划用它来做什么。
战术：军事行动方面的情报，比如他国拥有的坦克数量或现役士兵人数。
反情报活动：保护本国秘密不被其他国家的间谍部门窃取。
和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获取情报的过程始终受到人类自身反复无常特性的影响。情报所产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对提供情报的间谍的信任程度，此外，更重要的因素往往是情报本身的质量和可靠性。情报收集的过程隐含了与信任和可靠有关的重大问题，很是棘手。影响这一过程的常见因素有：做出情报判断人员自身的偏见，客户的个人倾向，以及由于缺乏完备的信息而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判断往往变得障碍重重，模棱两可。美国军情处1965年的一份报告中的这句结论可谓是极其谨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上述具有不确定性的基本特征基本上必将继续在军事活动中得到突出体现。”
实际上，即便是那些显然绝对可靠的情报，也很少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名为ULTRA的密码破译部门使盟军可以截获德国几乎所有的发布最高指示的秘密无线广播内容。由于ULTRA可以准确预知并打击德国的军事计划，到了1944年末，ULTRA已是公认的情报部门典范，被视为及时察觉德军下一步行动的可靠情报来源。换言之，ULTRA就是完美间谍。
然而，越来越依赖于ULTRA的盟军指挥官们忘记了一个事实：ULTRA只能阅读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生成的加密广播信号传送的军事决定和命令。它无法侦察到话语传达的命令，也截获不到通过安全陆上线路电话传输的信息。因此到了1944年冬，阿道夫·希特勒决定向西方世界发动全面进攻，并且只通过陆上电话线路传达了进攻命令，此时的ULTRA密码行动组未能及时告警。最终结果是盟军经历了一场近乎灾难般的战役——凸角（Bulge）之战。
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凸角之战事件只是众多情报失利案例中的一个。它突出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间谍活动既然是人主导进行的，那就难免会受到人类自身性格缺陷（先人为主、偏见、官僚主义政治，此外还有更常见的——纯粹的盲目）的影响。1950年冬，美国情报部门经过分析认定，如果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向朝鲜的鸭绿江移动，那么中国方面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当时要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十分困难，因为中国方面已在此前通过各种现有的外交途径向外界发布将采取军事干预行动的预警消息。然而，麦克阿瑟坚信中方害怕美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不会派兵进入朝鲜。“这将会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他自信地对杜鲁门总统这样说，并且拒绝相信情报。他自己的间谍未能发现中国军队在朝鲜出现的任何迹象——没有补给物质的空投，没有命令军队布防的无线电信号，没有军队的集结，在朝鲜零下气温的严寒中，也没有供士兵取暖的火堆。
然而，麦克阿瑟并不知道，中国方面早已注意到麦克阿瑟间谍在搜寻哪方面的线索，并做出了相应的细致安排，将自己的军队隐藏起来。中国军队受到严格的行军纪律的约束，部队只在夜间行进，白天就躲藏在建筑物里，美国的侦察飞机根本发现不了。团以下级别的单位没有无线电通信，这使得通过无线电信号来判断部队位置的标准间谍技术毫无用武之地。此外，中国军队自带了两周的补给，没有依赖于空投物资。就这样，20万人左右的中国军队来到了朝鲜，进入战备状态，对麦克阿瑟毫无防备的部队突然发起进攻，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直到这时，美军方才觉察到中国军队的存在。
依照通常观点来看，如此的目光短浅应该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大特色，严格限定的价值体系往往会滋生出自上而下的狭隘思维观念或根本毫无思想可言。这样一种极权主义思维模式的典型范例就是1941年约瑟夫。斯大林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短视，当时他的间谍（全世界最好的间谍，这一点毋庸置疑）发出的情报详尽无疑、清楚明确地指出，纳粹德国即将入侵苏联。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这份情报，他轻蔑地在给出入侵的准确时间日期的报告上草草写下：“英国方面的挑拨之言。”他坚信希特勒不会进攻苏联，任何情报都不会动摇他的观点。可以想见，他的情报部门主管尽忠职守地站在了最高领导人一边，坚决拥护他的观点，并且认为传递这种“挑拨之言”的间谍应该受到惩处。我们还可以再看1914年发生在德国的一个案例。当时德国总参谋部的一名下级官员越级给德国最高指挥官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yon Moltke）将军发了一份备忘录。他主张成立经济情报机构，认为经济将在长期战争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拥有最好的经济资源的国家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冯·毛奇看都没看，就将这份备忘录原封不动退回，还附上了一句带有恼怒意味的批示：“不要拿经济的事来烦我。我正忙着指挥一场战争。”三年后，德国的战争经济土崩瓦解。
初看之下，以思想开放著称于世的民主政体及其监督和均衡机制似乎不大可能受到这种自上而下的狭隘思维模式的束缚。然而，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也是人，有时也会犯相当“人性化”的错误。他们的盲目往往和政治有关。196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利用“导弹力量差距（missile gap）”问题，有效地打击了共和党。这个所谓的“差距”事件的起因是：前苏联于1951年成功发射了Sputnik人造卫星，发射火箭达到了洲际射程，使美国受到极大震动。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夸耀本国还储备了数量庞大的命中精确度如此之高的火箭，这些火箭“连太空里的一只苍蝇也可以准确击落”。当时公众普遍认为，美国在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方面严重滞后于苏联，肯尼迪抓住了这一时机谋取政治资本，尽管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在世界武器竞赛中是遥遥领先的，但肯尼迪依然反复谈论导弹差距问题。
由于考虑到过多谈论导弹差距问题会使公众对美国军事力量丧失信心，艾森豪威尔命令CIA给身为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做了一次高度机密的军事汇报。在那次汇报中，肯尼迪获知了美国最高的情报机密——盘旋在苏联上空的U-2间谍飞机拍下了苏联每一处重要的军事设施的照片。这项秘密侦察活动证实，苏联部署的导弹数量很少，远远不及美国的军事储备。肯尼迪当即表达了对这项间谍成果的赞赏之情，在两天后发表了一次讲话，严厉指责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权的不作为态度引发导弹差距问题，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肯尼迪后来曾私下表示，导弹差距事件只是个幌子，但在竞争激烈的政治竞选中却是一个不容错失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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