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生死取决于和文化的联系。有时候企业运气好能碰上史蒂夫·乔布斯、玛丽·明尼克或者杰弗里·弗罗斯特。但在一个更完美的情境中,企业应该要有个首席文化官来自然地提供文化情报,这比强迫企业依赖于某个艺术大师的自负和一时的奇想要好得多。
目前大多数在做文化方面工作的人都是机缘巧合，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奥美广告公司创始人大卫·奥格威曾做过厨师、销售代表、农民和侦探。这些职业都是很棒的了解文化的窗口。它们加起来构成了对文化进行深刻了解的素材，构成了具有非凡价值的人类学基础。WPP①集团全球创意总监尼尔·法兰奇曾经做过保镖、侍应生、收租人、歌手及犹大圣徒乐队（Judas Priest）的经理人。
有时候，某些人之所以知道文化的重要是因为他们曾经置身其中。耐克公司创始人菲尔·耐特曾经是位长跑运动员，他了解这个群体，他曾与这个群体紧密相连，所以不需要研究，他面对的市场就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人群。新西兰Icebreaker服装公司专注于户外冒险市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杰里米·穆恩自己就是个冒险家。美国著名"吸血鬼"小说家安妮·赖斯在新奥尔良长大,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个死人就在活人旁边走动的地方。Mondernista广告公司创始人兰斯·杰森在谈到他20世纪90年代杰出的广告成就时说那是因为他就是他的广告观众。以上所有这些人能够做首席文化官的工作并非因为他们已经研究过同时代的文化,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来自那种文化,他们从骨子里熟悉那种文化。
不过，这种途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会使个人能力的最佳发挥时期受限于知识，因为我们的群体离开我们仍在继续前进。一开始，我们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更新我们的知识，但最终我们的知识将会耗尽，那时就失去了和文化的契合。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最终必须超越我们出身的那个群体。最终,菲尔·耐特需要与非运动员对话;最终,兰斯·杰森需要为不像自己的人做广告;最终,每个首席文化官都需要了解整个文化,而不仅仅是他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了解的某个部分。
这是个职业化的问题，是把我们的知识系统化、组织化、超出个人自身偏爱和适宜范围的问题。非正式的首席文化官们可能依赖特定的知识或者依赖直觉。他们可能觉得东西“都在肚子里”，文化毕竟只相当于益生菌而已。但职业的首席文化官却拥有广泛和深厚的知识储备，他需要了解所有领域，而不仅仅只是他最爱的一小块地方或者角落。
我曾在哈佛教过的一位叫格雷格的学生如今在管理一只投资基金。有一天我们一起吃了顿午饭,他给我说了他每天的生活。当我了解到他的投资方法后非常吃惊。如果没有经过详细检查并且记下自己的假设,格雷格绝不会作出一笔投资。在日常工作间隙,他会检查自己的假设;而当他的某项投资失败时,他会仔细剖析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哪个假设错了需要被替换?
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任凭自己从一个直觉走到另一个直觉。当我们正确的时候，我们欢喜地认为自己的天分被证明了；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好吧，少说为妙。
这不是专业主义。我们不会容许依赖占卜的行医;法官也不能根据"感觉是对的"进行判决。如果工程师说因为"我心中有数",所以那座桥可以通过,我们也难以放心。
首席X X官们有更高的标准。可以说,相对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简称CIO）为企业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首席文化官将为企业带来同样惊人的变化。标准、知识、持续不间断的学习、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在完美的社会浪潮中找出关键性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不是依赖直觉——这就是首席文化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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