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消极”主要缘于他们对持续、稳定地获得农地增值收益存在顾虑，即担心自己是否能确实分得这增殖的一部分。这一顾虑的产生，不能说与农民的思想保守无关，但关键症结所在，却是相应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缺失。毕竟，农地“农转非”可实现农地增值，是农民普遍掌握的信息。有利而不逐，必定是有其他的制约因素。
遗憾的是，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缺失有其“天然性”。农地入股之后，实质上形成了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农民很少参与企业经营，即便有一些农民可以“进厂务工”，但由于自身素质限制，也多在基层岗位工作，加之“进厂务工”的农民是少数，因而，企业经营的实际绩效对于农民这部分“股东”来说，基本上属于“神秘信息”。如果再考虑到农民与企业之间谈判力量的不对称性，尤其是农民的分散性极易导致其“集体行动”能力不足，那么，当农民与企业就“农地股份”收益发生分歧时，单个农民倘若想通过自身努力来保护自身权益，则基本上不具有现实性。当预期到上述情况有可能发生时，为降低风险，农民的理性选择就是“要现钱”，而不是积极入股。
该乡的实际情况印证了上述理论推测。据乡长介绍，某一工业项目用地中自愿采取“农地入股”的农民也就七八户，不到相关农民总数的10%。并且根据初步调查，这部分农民还大多是已经比较“富裕”的农民，因而他们的风险偏好相对较强。由于农地具有“连片”特征，所以，在农民参与农地入股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企业或乡政府如果想通过“全体一致”的民主决策方式征用农地根本行不通。但是，假使乡政府利用权威强行征用，则又与农地入股的初衷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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