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里滕登，曾是《纽约时报》记者和普利策奖提名人，还曾是《财富》杂志记者、《新闻周刊》金融栏目作家、麻省理工学院及耶鲁大学的客座讲师和CBS新闻的经济评论员。她的文章见于《国家》、《外交》、《米考尔家族》和《就业女性》等杂志。她与丈夫、儿子一起生活在华盛顿特区。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
    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
    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
    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
    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这部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

    我喜欢作者安·克里滕登引用的一句古老的犹太谚语：“上帝不能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母亲。”人们会赞美和认同母亲的伟大，但并不真正了解母亲的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还有她们的付出和不公正的待遇。本书充满了作者对母亲问题的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以新颖的角度提出“在经过艰苦奋斗赢得工作场所的尊重之后，女性还有待争取对她们家庭劳动的尊重”。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尚传媒出版人  张晓梅

    谁都知道母亲重要，但不一定清楚到底多重要。《妈妈值多少钱？》告诉你似乎知道但实际并不一定清楚的“妈妈”。只有具体地了解母亲，才可更真实地爱母亲，这一点对于历来轻视女性的儒家社会中长大的我们，尤其重要。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读《奉献树》，该书讲的是一棵树的故事，这棵树让一个小男孩吃它结出的果实，让他爬上去玩儿、在树荫下乘凉睡觉。大树和男孩都因此其乐融融。男孩长大后，大树又让他拿果子卖钱，用枝搭房，以树干造船。当男孩变老，老态龙钟之时，那棵已变成一个树墩的树倾其所有，让这位老叟坐在上面休息。每当读到最后一行“老树因此其乐融融”的时候，我总是泪流满面。
    母亲的定义正是对别人无私奉献的人。我们并不因为母亲付出而欠她什么，反而感觉她总欠我们似的。母亲对别人施以恩惠，她得到了尊敬。一句古老的犹太谚语说：“上帝不能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母亲。”阿拉伯人也有句俗语说：“妈妈是学校；妈妈有教养，建国有希望。”
    在美国，母亲的重要性就像苹果派一样。没有什么比她更神圣不可侵犯，也没有谁像她那样被赞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母性的无私使母亲拥有独一无二的道德权威，它过去被用来宣传禁酒、母婴健康、幼儿园教育、宽厚的少年司法体制，近来又被用于反对酒后驾车和改善枪支管理松懈的状况。
    不管怎么说，我们对母亲价值的认识与日俱增。1996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执行副总裁史蒂夫·鲍尔默，向哈佛大学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捐赠了价值2 900万美元的最先进设备，并用他们母亲的闺名将新大楼命名为马克斯韦尔·德沃尼克。这对母亲们来说也许是破天荒头一次，它肯定了母亲们对巨大财富的创造和一个全新产业的贡献。
    1998年，我第一次在电台做谈话节目，几位听众打电话进来，说生儿育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几周后，在一次聚会上，后来做了财政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也说了同样的话。萨默斯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生儿育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正如萨默斯所言，在现代经济中，三分之二的财富由人的技能、原创性和事业心—所谓“人力资本”所创造。就是说，那些尽心尽责养育子女的父母，用经济学家雪莉·伯格拉夫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中主要的财富创造者”。
    但是，这种巨大贡献仍不值一文。对母亲价值的口头恭维飘在半空，就像天使的祥云一样虚无缥缈。在这个世界，母亲们仍要面对不被尊重、不被承认的事实。多数人，就像摇篮里的婴儿一样，认为母亲的照料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
    给婴儿一个家，培养他的能力，这一工作的价值几乎完全被抹杀了。因此，人们常向全职母亲提出这样轻蔑的问题：“你一整天都干什么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餐喝酒时，一位没有孩子的女性朋友发表意见说：“在我认识的所有夫妇当中，你是唯一没有工作的妻子。”而那天我做了很多事：早上给儿子穿衣、喂饭，送他去幼儿园，然后找来水管工修理漏水的淋浴器，付账单，写一篇专栏文章，从幼儿园接回儿子，再送他到图书馆参加一个阅读小组，干了几件杂事，又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花了一小时。
    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玛克辛·罗斯已为人母，做全职妈妈，她向我承认，在有孩子前，她也鄙夷那些在家做全职妈妈的人：“我们过去生活在由4个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里，其中两位母亲在家看孩子，有一位还雇了清洁工，我那时想：‘你能相信吗？她时间那么充裕，还不自己打扫房间！她一天到晚都干什么，看肥皂剧？’”我们的孩子也受这样的文化影响，认为妈妈们一无是处。我一个朋友为在家照看女儿，放弃了她喜欢的出版社管理者的职位。一天，她纠正孩子的错误，女儿怒气冲冲地打断她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在年轻没孩子的时候，我也持这种看法。20世纪70年代初，我给《MS》杂志创刊号写文章，讨论家庭妇女的经济价值。我统计所有家务活，确定每项的价钱，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份工作应得的报酬被大大压低，而且本应计入GNP（国民生产总值）。我那时自认为充满爱心，现在明白了，其实当时内心是带有一种同情心的鄙夷，或者说是带着鄙夷的同情。在内心深处我相信，在市中心办公室俯瞰着麦迪逊大街的自己，比那些在家推着扫帚没有报酬的家庭妇女要出类拔萃得多。“她们为什么不让自己干点儿什么呢？”我感到纳闷，“她们是怎么回事？她们真让我们女同胞丢脸啊。”
    我幻想着在新的平等基础上男女携手共进，一起改天换地，家务琐事就一定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我从没想到，妇女待在家完全是因为家里有孩子；“家庭主妇”也许会销声匿迹，但妈妈和爸爸却永远存在。
    母亲的工作不仅被忽视，而且还可能成为职场上的绊脚石。生儿育女算得上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但你不能把这写在个人简历上。
    有一位纽约长岛的妇女，她有特殊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找工作时人们一再忠告她，不要说曾长达13年照顾一个患慢性病的残疾孩子。那些年里，勇敢坚韧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都不会为她的工作开绿灯，那不过是一段无足轻重的经历。人们劝她，最好在简历上说自己做义工，时而做自由撰稿人。
    在美国传统的经济理念中，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被浪费掉了。没正式工作的人虽说培养了孩子的人力资本，但她们自己却退化成了“废物”，就好像那些丢在户外慢慢锈掉的设备一样。培育品格，让孩子读书识字并渴求知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要求有出色的才能，而这在经济学家的算式中却被忽略不计。经济学对照料儿童的技艺不置一词，就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经济学家认为，生儿育女对人的能力有负面影响，他们总结说：“由于妇女在某些时期不工作，她们积累的工作经验比较少。而且在不工作的这段时期，其人力资本由于缺乏维护而贬了值，这就叫做萎缩。”实际上，女人带孩子时，唯一萎缩的是她们的收入和闲暇。
    母亲的工作受到贬低，实际上这种情形无所不在。照看子女有时不仅得不到奖励，还会受到惩罚。下面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 乔安娜·厄普顿是位单身母亲，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商店做经理，她起诉公司，说公司因她拒绝加班到晚上9点或10点，外加周六全天而炒她鱿鱼。厄普顿原来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15分到下午5点半，如果再加班便无法照看儿子，甚至没时间见到他。但她败诉了。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规定，依据州合同法，雇主可以“有理由或完全无理由地”辞退恣意行事的雇员，除非违反“明文规定的”公共政策。而马萨诸塞州又没有涉及父母负有照看子女责任的公共政策。
    · 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女士放弃了一份干了15年的银行工作，照看两个孩子。她丈夫工作时间极长，很多时间又花在路上。她知道，只有放弃自己这份累人的工作，才能有时间让孩子得到父母的关爱照顾。20年来，她一直在家做兼职咨询，好多年只有一点或根本没有收入。最近，社会保障部要她填表计算自己的退休收入—花在孩子身上的那些年月只能算零。社会保障部认为，她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是亲生母亲，在政府每月发放的退休工资中，有几百美元津贴还要被扣除。
    · 马里兰有位母亲，她儿子从幼儿园起就是个问题儿童。高中时几次辍学，最后由于被发现书包里有枪而遭开除。前夫要求获得监护权，而她要做的是给孩子更多的扶助，包括付1万美元让他上一家特殊的私立学校。为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她辞掉了一份全职工作。在新学校，孩子在学业和品行上都有极大进步。案子开庭时，父亲没得到监护权，尽管他有经济能力，法官也没有要求他支付一半用于孩子改过自新的费用，包括治疗和辅导的费用。在法官看来，没有全职工作的母亲是奢侈的，“会遭到社会的排斥”。这样，母亲因想更尽职一些而受到惩罚，那个孩子则不得不离开那所唯一使他初获成就感的学校。
    这些事例说明，美国这个社会在自己跟自己作对。美国的商业政策、政府和法律都没有体现美国人宣扬的价值。那些承担养育之责的人普遍都受到惩罚，没人鼓励她们去肩负大家公认的至关重要的工作。我们对家庭的价值喋喋不休，却无视建设家庭所需付出的劳动。这种自相矛盾在我们的社会中随处可见。
    首先，固定的工作场所使很多女性一有孩子就被迫减少—即使不放弃—她们的工作。结果收入锐减，这造成母亲们与未生育女性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男女间的收入差距。这些损失的收入相当于一笔巨额的“妈妈税”，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来说，它价值100多万美元。
    其次，婚姻仍不是一种经济上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50个州有47个—加利福尼亚、路易斯安那和新墨西哥除外—没有明确给妇女以法律权利，让其拥有一半家产。母亲们的无酬劳动也没有使她们有权分享原配丈夫的收入—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离异后。家庭收入完全归“挣者所有”，这是法律学者约翰·威廉斯杜撰的说法。已婚妇女是“寄生者”，法官依据她和孩子对其生父未来收入的“需要”来判定究竟“给予”一个离异妇女多少钱。结果，无一例外，离异后的母亲—首要职责是照看孩子，要比那些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女性在经济上更窘迫。
    最后，政府的社会政策根本没把照看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无酬劳动界定为工作。家里的首席看护者没有被视为一个完全的生产性公民，从而被剥夺了本有权享受的社会保障。保姆可以积分，以享受社会保障，但母亲却没有。除非她通过其他方式“被雇用”，否则生身母亲无权享受失业保险或补偿。母亲一旦失去生活来源，唯一的保险体系就是社会福利，而这也不再是稳定可靠的了。
    由于上述原因，做全职妈妈是造成老年女性贫困的最大诱因。在美国，全职妈妈的养老金比男性少，也比无子女的女性少，65岁以上的女性可能比同龄男性贫困两倍以上。
    对母亲工作的贬低也波及到那些领取薪水做类似工作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幼儿园老师常被说成是“看孩子的”，其工资之低导致该行业的优秀人才不断流失。做日间看护工作的人中生手越来越多，一位专家称她们是“快餐式日护”，而受过高级训练的玛丽·波金式的保姆却被公然划归为“非技术劳动力”，并因此被拒绝入境美国。
    这些政策的最终恶果，是在经济上重罚那些愿意在孩子身上真正下工夫的人。在所有献给母亲的甜言蜜语背后，是这一残酷的现实。美国母亲或许有自己的节日，但在一年的其余日子里，她们的价值、她们的特殊权益、她们对子女的奉献却总被打折扣。随着21世纪拉开帷幕，女性也许会争得平等，但母亲却被抛在了后面。改善母亲地位，真正承认她们的劳动是妇女运动未竟的事业。
    但是，重新评价母亲的劳动实属不易。甚至女权主义者也常常不愿承认许多女性的生活就是围绕孩子展开的。她们用女性离开孩子的距离来衡量进步的大小，而且担心，如果生儿育女是一种更诱人的选择，那么，许多女性作为天生的养育者就会重返家庭，扮演忍气吞声的角色。她们忧虑的是，如果把做母亲看成女性的天职，就会影响女性在工作岗位上获得的收入。
    照看孩子使女性地位沦落。对此，女权主义者不是改善其地位，而是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尽管已呼吁了30多年，看护幼童的几乎百分之百仍是女性。这说明女权主义者需要新的策略。
    至于保守派人士，他们口惠而实不至。说起家庭的价值，他们可能泪眼婆娑，却拒不承认家庭劳动有什么实际价值。他们恪守这样的信念，真正的“好”母亲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她们是圣人，牺牲个人的权利和抱负，承担起无私照料他人的工作。
    社会上的保守人士经常期望女儿而不是儿子放弃雄心，无偿地为家庭奉献。他们鼓励女儿早早成婚育子，但从不告诫年轻的女性们这会增大她们离婚的可能，降低她们一生的收入。他们支持建立在无酬或低报酬的女性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又对女性们的灰心沮丧大惑不解。正像经济学家雪莉·伯格拉夫敏锐指出的那样：“关于家庭价值的公开辩论实际讨论的是：当女性不再心甘情愿做无酬或低酬劳动时，将如何完成这份‘女性的工作’。”
    当然，照看孩子并不都是为了有所回报。正像《奉献树》的寓意，把孩子养育成人本身就是一份厚礼，这背后是母爱，是人类生活中最无私的情感。爱的工作怎能索取报酬呢？那在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它偏离了爱的本质。但是，即使照料的工作不是为自己，也不意味着要因此受惩罚。即使献身给孩子是利他行为，也不是说这活儿不费力气，不耗时间，只能让女性干而与男人无关。照料是无私的，却备受盘剥。正如巴尔扎克的名言所说：“母爱使每位女性降身为奴。”
    时常有人计算家庭应付给母亲多少报酬。其中有这样一项计算：一位母亲不算退休、医疗和其他福利，每年工资就值508 700美元。这个天文数字是这样算的：先假定母亲承担17种工作，从看孩子、烧饭洗衣到打理家庭财务、解决家庭纠纷，再把每种工作按中等年薪水平相加。更合乎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按中层管理者的水准估算母亲的价值，再加上一些额外的零星服务项目，如做心理医师、理财师、私人司机等。这样算下来，年薪10万美元不成问题—或者说比现在多挣10万。
    里克·爱德曼说：“只有妈妈们这么傻，会白干活儿。”按他的爱德曼金融服务公司计算，应付给妈妈们50万美元的年薪。“没人有这么多钱雇一个好妈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母亲真是无价之宝。”
    无偿的女性关爱不仅是家庭的命脉，也是经济的重心。大量的最新研究表明，无偿照看孩子所付出的劳动量比经济学家设想的要多得多。的确，它在规模上可媲美于普通经济中的大型产业。根据一些估计，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无偿的家务劳动上消耗的时间—其中大多与照看孩子有关，至少等于市场有偿劳动力的一半。而这类无偿劳动的80%，是由女性完成的。
    这份不计时间与劳动量的巨大馈赠，简括地说明了成年女性为什么比男性穷困得多，尽管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她们劳动的时间都比男性要长。一本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用4页篇幅讨论贫穷问题，却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即穷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教科书的作者从没想到这种贫穷或许同以下事实有关：人类中有一半人的大部分劳动没有报酬。
    在经济学里，“免费搭车者”指的是不付出代价而得利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无偿获益者。按这个定义，家庭和全球经济都是典型的免费搭车者，都仰赖于付出劳动，却没有或很少有报偿的母亲。
    很有可能，母亲和其他照看自家孩子、病人或老人的人们依然故我，不计辛劳和后果。无论如何，母爱是世界上最可再生的资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终止对女性劳动的无偿占用—这叫做公正。
    和士兵作个类比也许能说明问题。像母亲一样，士兵要为国尽忠，让退伍军人享受荣誉和物质奖励正是为了避免白白利用他们的忠心。公众也认为，应当重奖勇士们。例如，《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并不像军队福利后来的功能那样是招募新兵的诱饵，它是知恩图报的国家对其战士的报偿。“二战”后，没有人再奢望有生命能像诺曼底登陆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牺牲的士兵那样被白白利用。
    出于同样原因，养育后代也是对国家效忠，这项工作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如果低估其价值，这是不公正的。母亲延续生命的劳动反而迫使她们成为社会慈善家，这是不公正的。唯独让母亲作出别人不曾作过的牺牲，具备别人不曾具备的德行—诸如屈尊牺牲个人的计划，以利他主义为生活旨趣，这是不公正的。德行和牺牲，在仅仅要求特定人群而不是求诸每个人的时候，就变成了下等阶级的戳记。
    还母亲以公正不仅意味着“主妇工资”—这是70年代出现的想法，甚至不仅仅意味着让母亲的福利向退伍军人看齐。我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包括工作场所、家庭、法律和社会政策的认可，承认必须有人担负养育子女、维系家庭的工作，而且，对于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就业上不应该歧视，在地位上不应该贬低，因而使其越来越走向贫困的险境。
    有了这种认可就不会再有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劝说年轻女子走出去、受教育、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一旦她们有了孩子就会前功尽弃。这种认可也将根除缠绕着大多数母亲的时代错误：尽管她们像任何人一样勤劳，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勤劳，但她们在经济上仍是寄食者，就像儿童或残疾人一样。
    对目前状况的流行说法是女性愿意要孩子，愿意接受接踵而来的后果。就像一位非洲旅行向导讲一群猴子时所说的：“带着幼猴的母猴非常艰难地跟着队伍。”但与猴子不同，人类有能力保证那些养育婴儿—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人，永远不被丢在后面。
    本书的写作建立在对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儿童成长、家庭法、公共政策、人口学、人类学和发展心理学等5年多的研究上，还有对美国及欧洲的父母们的几百次采访。
    这也是本用心写成的书，它出自我的个人体验，即作为母亲与职业女性的经历。作为妇女运动的受益者，多年来我过着无子女的记者生涯，是那种体现女性巨大进步的无性别环境中的假小子之一。我以前结过婚，我前夫和我几乎每晚都在外就餐，雇一个保姆打扫房间，收拾行装随时待命。我们很少待在家里，也用不着买车。最终我们分手了，而那更像是两个室友各奔前程，而不是离婚。
    但在婚姻解体后不久，我极度渴望有个孩子：一种对孩子炽烈的、本能的渴望。我下决心不能像Ｔ恤衫上所画的那位女性，看着自己的手表惊叫：“哦！我忘了生孩子了！”幸运的是我没有那样，3年后我再婚并成了一位母亲。
    我疯狂地爱着这个新生的小生命，很多母亲描述过那种“痴迷”般的激情。我从前曾走南闯北，但这次经历最奇特诱人。对我而言，母亲世界像神秘的喜马拉雅王国那样新奇而陌生。在我初尝做母亲的艰难和惊喜之后，我头一次感到惊讶。我很快发现，我们把这无助的小家伙带到世上来，要想满足他不知餍足的要求，我和丈夫须使尽浑身解数。正如爱默生所说：“在生养孩子的时候，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我的成就和金钱都于我无补，但我的满腔热情却无所不能。”
    我发现，做一个好母亲，所需要的耐心和力量比我以往的生活要多得多，更不要说知识、技巧、智慧和爱心了。哺育和培养一个渐长渐变的孩子不同于做家务，家务只不过是一连串琐事，这却是更需要技巧的劳动，需要满怀那种激励着最优秀的教师、牧师、心灵导师和心理医师的精神。
    我明白了，我先前了解或关心的世界多么小，我正发现一个多么丰富的现实，我又一次感到惊讶。我置身其中的主流文化把照看孩子划归为非技术劳动—假使它还把看孩子当做劳动的话。没有人讲出明摆着的事实：如果人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源泉—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如果能力是在幼年时被培育（或被抑制）的话，那么，小家伙的母亲和其他的看护者就是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者。实际上，她们正从事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终于了解到几乎没人同意我的那一刻。那是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人问我：“您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说刚做了母亲，他们马上散开了。如果我说自己是《新闻周刊》的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或普利策奖的提名人，那些陌生人也许会认为我值得一交，而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曾经是真的。但作为一位母亲，我丢失了身份，就像蛇蜕去了皮。
    我逐渐明白了，母亲们以及所有花时间在孩子身上的人的状况，依然与以往相同。在经过艰苦奋斗赢得工作场所的尊重之后，女性还有待争取对她们家庭劳动的尊重。
    为了有更多时间和幼子待在一起，我辞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几年后，我领略到了真相。我碰见一个人，他问我：“你还是原来的安·克里滕登吗？”
    我当即明白了我必须写这本书。
    ……

引言
第一章｜我们的现状
第二章｜不做声的同谋
第三章｜母亲的劳动被蒸发了
第四章｜真正的“看不见的手”
第五章｜妈妈税
第六章｜家庭生活的小秘密
第七章｜妻子价值多少？
第八章｜谁是家庭收入的真正主人？
第九章｜出钱养孩子的是谁？
第十章｜福利国家对体贴国家
第十一章｜你喜欢的最艰辛的工作
第十二章｜未来将发生的事故
第十三章｜“这是她的选择”
结语 怎样既把孩子养大又不让女性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