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科技实力似乎也在迅速发展。1957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又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将人送入了太空。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访问中，赫鲁晓夫对苏联的经济成就进行了大肆宣扬。信以为真的美国人对苏联的经济力量开始惊恐起来。著名的《新闻周刊》警告说，苏联“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主宰全球经济”。当年底，在美国国会听证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警告说，“如果如同我们预测的那样，在未来的十年中，苏联的工业继续以每年8％～9％的增长率增长，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将缩小到足以威胁美国的地步。”最终，苏联经济的迅速增长与科技上的进步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宣布将采取措施加速美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上迎接苏联的挑战。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将在1970年之前将人送上月球。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时，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一些左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约翰-凯恩斯为首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迅速得到推行。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子。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不仅让人们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否继续主宰全球，而且让人们怀疑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制度是否真的如同西方宣称的那么优越。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让西方的很多学者、知识分子开始推崇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文·胡佛就这么认为的。曾任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胡佛被普遍视为比较经济制度学的创始人，他曾长期游历过苏联与欧洲国家。1957年，胡佛发表文章说，虽然苏联的官方数据夸大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胡佛得出的结论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集体主义的、极权制国家”可能本质上就优于自由市场的民主制度。胡佛并预测，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力量可能将超过美国。然而，事实却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苏联的经济力量在1980年前后达到鼎盛之后，就每况愈下，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不是逐渐缩小，而是迅速扩大。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1990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美国的40％，而在苏联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1913年，沙皇俄国这一指标就是39％。也就是说，经过长达72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又回到了沙皇俄国时代。最终，1991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了，苏联也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也无法继续下去。西方重新开始私有化，这才有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的改造，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高潮，以及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苏联非但没有能够埋葬资本主义的美英，反而埋葬了自己。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呢？苏联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模式。据西方学者估计，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中，来自资本投入增长的比例，苏联为45％，日本为27％，美国为25％，西欧为18％。也就是说，苏联经济增长依靠资本投人增长的程度差不多是西方发达国家两倍。苏联的工业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高1～1．5倍，燃料和能源消耗高50％。结果就是苏联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例如，每卢布投资的工业产值增长额，1961—1965年为1．04卢布，1971～1975年降为0．83卢布，1981—1985年又降为O．44卢布。这些数字表明，苏联要获得同样的产出，20世纪80年代比60年代需要加倍的投入才能达到，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投资的加倍增长才能维持。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在文章中，克鲁格曼说，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根本不存在奇迹，因为它们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是靠大量的资本、劳动力投入而带来的，看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任何作用。从“亚洲经济奇迹”到亚洲金融危机在苏联走向衰落的同时，亚洲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1950年至1980年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几年之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齐头并进。1960年至1995年间，中国香港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这几个国家与地区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在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准小龙”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不逊色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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