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建言集，作者包括吴敬琏、郭树清、陈志武、胡祖六、任建涛、谢国忠等华人圈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郭树清，男，汉族，1956年8月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围绕“2012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这一主题，为读者厘清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全书分为五大主要内容：反思中国模式；当前焦点问题（债务危机、金融改革、中小企业成长等）；寻找改革途径；预测2012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内容全部由当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写专文论述。作者团队包括吴敬琏、郭树清、陈志武、胡祖六、任建涛、谢国忠等著名经济学家。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吴敬琏

　　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借喻，非指“格雷襄定律”）的现象。我曾用“昂纳克寓言”的说法来警示这一点。但实际上，两边的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可持续。而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给另一边带来变革的压力。2008年美国和今年欧洲发生的事已经表明他们的游戏很难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在未定之数。
　　——秦晖

　　过去的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屡屡冲破难关、化险为夷，在于紧紧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和法治建设。这些新因素的引入，好似“画龙点睛”里的“点睛”一样，为“中国龙”注入了活力，从“潜龙”翻为“在田之龙”。下一步能否成为“飞天之龙”？大的机遇仍在全球化中。
　　邓小平曾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只有进一步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开放，冲破官僚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挡，才有可能抓住机遇。新的希望正在社会与历史的孕育之中。
　　——石小敏

　　把住政府之手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使人们终于意识到，那些因为新闻周期而匆忙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反而使造成金融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更严重，延长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期，并使必须经历的阵痛更深。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经济硬着陆，跌幅会更高。
　　政策周期过多受制于新闻周期
　　即时新闻频道、互联网的出现，政策绩效的评估频率被大大加快，如果政策达不到立竿见影效果，对新政策的呼唤必然立即出现。可是，经济有它自身的周期，市场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时间，行业企业从决策到正式开工投产需要时间，这些决策周期、建设周期、生产周期不会因为即时新闻周期的压缩而改变。
　　由于经济自身的反应周期远比新闻周期长，而影响政府决策更多的是专家评论、社会舆论，后者又跟新闻周期同步，到最后，制约政府决策周期的不是市场周期、经济周期，而是新闻周期。
　　政策周期超越经济周期之后，不仅政府之手必然很忙，而且由于绑架了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大起大落，造成更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危机的危害程度可能被放大、持续时间被延长。
　　以2008 年金融危机为例，在世界各国，电视上互联网上到处是专家、官员、企业领袖在给政府决策层出谋划策，一方面夸大政府不救市的可能后果，让观众、读者甚为恐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尤其是，那些夜不眠电视频道不断请来各类专家对昨天甚至几个小时前才出台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就进行绩效评估。在中国，2008 年10 月就快下猛药“四万亿”，2009 年续以10 万亿元天量贷款、2010 年近8 万亿元贷款；在美国，2009 年1 月奥巴马上台，2月就签署825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没过多少天，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呼吁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美联储也的确从2008 年暑期开始降息救市，后来利息没法再低了，就推出两次量化宽松政策。
　　恶果自然已经显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鲜活例子之一。2008 年之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着重点在于限制供给（尽管许多政策的本意不是如此），使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不断恶化，房价越调控越高。2008 年的头9个多月，房产调控开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下手。但受9 月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影响，政策又出现180 度的急转方向。2009 年和2010 年两次天量贷款，房地产泡沫被政府政策吹成新纪录。到2010 年年初，房地产已经火爆到系统风险的地步，政策又急掉方向，限贷限购同时出台，房地产重新进入冰冻期。回顾过去近八年，房地产行业要么冰冻、要么火热，致使资源配置低效，更把人、社会、环境、自然给折腾得晕头转向！究其原因，政府之手闲不住是主因，但过于活跃的专家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也是鲜活例子之一。之所以到今天这步，就是因为在2008 年年初、2009 年各国政府大兴由政府借钱刺激经济，目的是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市场需要时间，按照自己的规律从过去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调整以往非理性的经济决策。可是，那些专家们没有那么多耐心，每天在各国的即时新闻里不断给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快速且大刀阔斧地救市。结果，各国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虽然制造了2009 年—2010 年表面的复苏，但把那时的金融危机转变成了今天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
　　政府之手太忙的后果
　　从表面看，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一般性的怀疑似乎有道理，用行政之手代替表面似乎无序、无形的市场竞争能避免很多的市场错误和所谓的“市场失灵”。但实际情况呢？不妨对中国和美国作一个比较，就是看一国的三大产业对GDP 以及就业的贡献率之间的关系。在美国，1980 年时，其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3%、占总就业的4%，工业占GDP 的比例约33%、占总就业的31%，而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约64%、占总就业的66%；到2005 年时，三大产业的GDP 贡献率跟就业贡献率还是维持基本的1：1 关系：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1%、占总就业的1.2%，工业占GDP 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21%，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约77%、占总就业的78%。美国各产业就业贡献率跟GDP 贡献率基本相等，说明跨越行业、地区、城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流动是非常自由的，没有受到户口等制度或政策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各行业间的扭曲和差距不仅很大，而且在过去30 年被恶化。1980 年，中国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30%、占总就业的69%，农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4；工业占GDP 的比例约48%、占总就业的18%，工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2.7，而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13%，服务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0.6。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各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大得惊人，根源就在于那些基于身份、出生等制度性、政策性歧视，使得行业间、城乡间、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几乎不可能。
　　过去30 余年的改革是否带来改善呢？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11%、占总就业的40%，农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25；工业占GDP 的比例约47%、占总就业的27%，工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7，而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约42%、占总就业的33%，服务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3。从表面看，似乎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生产率都往1：1 靠拢，农业出现更为严重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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