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需要有质量的GDP
　　——关于经济增长
　　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
　　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2012年2月，在西方情人节时开启美国之行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于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中美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在谈到中国经济时，他说中国经济将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而绝不会出现所谓“硬着陆”。这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表态。
　　自2011年6月以来，外国投行突然集体看空中国经济，下调经济增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内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他们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工业生产放慢可能较预期严重，中小企业的财务紧张局面将蔓延至经济的其他部分；受国内劳动力紧张、限电，以及欧美订单减少的影响，当年出口增速可能为零；仍面临更严重、更长期的通胀压力。国内也有观点认为，受信贷紧缩过猛影响，中国经济存在滞胀危险。
　　笔者不用“阴谋论”的观点看待外国投行对中国经济的集体看空。基于自身利益、预测能力及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优势，外国投行看空或者看多中国市场都很正常。不过，根据以往其对中国股市和经济的多空预测，对错基本对半开，也就是说，外国投行的预测并不总是对的。所以，对外国投行的唱空或唱多言论，不妨故妄听之，没必要一听唱空就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一听唱多就喜形于色。
　　但我们对问题本身，即是否存在硬着陆风险，还是要高度重视。要搞清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硬着陆和软着陆的含义。一般来说，国民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动态过程，各年度经济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上下波动，当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期之后，超出了其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正常的均衡，经济增长率将回落。这就是一个“着陆”的过程。只不过，硬着陆是用一种“大起大落”的方式，强行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其表现形式是，对前期的经济过热，采用“急刹车”的办法进行“全面紧缩”，导致经济在短时间内从过热迅速转向过冷，增长率大幅度降落，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也出现显著回落，失业现象严重。软着陆则恰恰相反，紧缩政策的实施，并未导致经济的快速大幅下滑，而是平稳下降到一个合适的比例，同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通货紧缩和失业。由于经济是一个平稳下滑的过程，所以软着陆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
　　由此来看，在宏观经济过热时，我们需要经济运行的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以避免宏观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破坏经济中的各种均衡关系。当然，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取决于政府调控的艺术和水平，这里面的平衡关系很难把握，现实中各国多半是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速的回归和通胀的降低。
　　以此判断，中国经济以何种方式安全着陆，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从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就业状况三个方面来分析。
　　先看短期。已经过去的2011年的信贷紧缩程度，尤其是前三季度，无疑堪比金融危机前。正因为此，加上有史以来的电力短缺及廉价劳动力减少，外国投行才作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的预测。通胀的加剧似乎印证了此预测，全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5.4%，超过年初预定的4%的物价控制目标，特别是6~8月三个月，物价涨幅超过6%。但这是否预示着经济增速会大幅下滑，通胀变得不可控？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分季度来看，虽然2011年的经济增速逐季走低，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8.9%，全年经济增速为9.2%，但即使取增速最低的四季度的经济数值与一季度比，其回落的幅度也没突破1%。因此，中国经济尽管总体呈下滑态势，但是一个平稳下滑的过程，这样的降幅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而言，根本称不上硬着陆。
　　另外，尽管国内外很多学者不看好2012年的中国经济，极端的预测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在2012年增速可能会降到8%以下，在7.5%~8%徘徊，然而，即使中国经济增长真的“如其所愿”，也并不表明已经在硬着陆或者将要硬着陆。首先，从前述关于硬着陆的定义看，尽管7.5%的增速预示其回落幅度比上年有所扩大，但还处于硬着陆定义的边缘，仍在可控范围内。其次，即使经济显示出硬着陆的迹象，中国政府也会有很多的政策选择来刺激经济增长，不应小看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目前的经济增速，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调控的结果，虽然下降的幅度有些超出其预期，但并非不可容忍，就此而言，如果经济进一步下滑，中国政府就会进一步放松调控力度。从实际来看，一季度可能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候，即便如此，从表示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物流与采购经理人指数看，进入2012年来，这一指数正在逐步好转，重回50以内。再次，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就业，人们对硬着陆的担忧，也主要是针对就业而言的。经济增长下滑，表明很多工厂将处于停业或倒闭状况，这些工厂的工人将会失业。但从年初传出的消息看，大面积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并未出现；恰恰相反，各地不断传来的是“民工荒”，是最低工资水平的不断上调。若经济增速下滑不影响就业，再低的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乐意看到的，因为政府正好借此时机，将在高速增长时期无法办到的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的事情做好。最后，从通胀看，经济大幅下降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物价走低。高通胀影响的人群不仅是低收入者，还包括绝大部分中产阶层，所以，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抗通胀从来都比保增长更是政府优先处理的课题。经济增幅下降，表明引发通胀的一些因素将大大减弱。实际物价走势也证实了这点。从2011年7月物价创下年内6.5%的高点后，涨幅连续回落，12月份，同比只上涨4.1%。2012年1月，虽受新年和春节影响，物价有所回升，但环比也只是微幅上涨，进入二三月份，物价可能再次转入下跌通道，通胀压力相比上年，将大大减轻。
　　总之，短期而言，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便硬着陆，中国政府也有很多备选手段，并不可怕。
　　再看长期。根据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未来30年还能保持7~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这个预测当然是偏向乐观的，它建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会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公共投资增长)、消费增长、社保体系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所导致的消费品市场的增长等基础上。不过，以中国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未来30年达到7%以上的增速，客观上似没必要。
　　如果说30年时间太长，充满着很多未知因素，那么在“十二五”时期内，是否存在外国投行预测的硬着陆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虽然未来几年存在房价高企、银行呆坏账增多、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亦不大可能出现经济暴跌的情况。首先，连续7年的粮食增产，使中国目前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这为制约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其次，3年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也足以使得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再次，随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出台，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保障制度的完善，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因此，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说，不管是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来看，还是从银行业坏账等方面来看，中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和值得忧虑的地方，但还远没有到会引发经济硬着陆的地步。
　　当然，中国不存在硬着陆风险并不表明一些问题不应受到重视。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如果以下三个问题处理不好，会拖累长期经济增长。这就是房价、地方债务以及产业升级问题。尽管保障房可以弥补部分房地产投资，但作为与民众关系密切的商品，房屋的价格如果没有一个平稳的回落，将会影响人们的收入、消费乃至信心预期，从而制约消费的快速增长；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已高达10万亿元，占到2011年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再加上其他国债和政府债务，虽然总的债务水平比其他国家要低，但地方融资平台涉及地方的治理能力和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违约一旦爆发，还将波及银行，引发银行的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对企业的放贷，所以，这一问题不能小视；产业转型升级关系到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已经在金融危机中错过了一个转型的极佳时机，能否利用紧缩政策淘汰一批落后的产业和企业，同时又不伤及就业，也是今后五年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总之，对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的担忧有些过虑。目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一个通胀走高而经济减速的阶段，中国经济虽然也在回落，但经济表现还是相对较好的。这个趋于平缓的过程是健康而正常的，基本不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但长期而言，需要加强对经济和社会领域一些结构性问题和制度的改革。
　　经济适度放缓并非不可容忍
　　2011 年 8.9%的经济增长水平说明中国经济的减速比预料的快。对于2012年的经济增速，普遍预测会降到8.5%甚至更低。
　　由此看来，在国际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要独善其身似乎已变得很难，一些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恐怕要告别过去长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一个经济增速的下降通道，即拐点已经出现，进而不免担心，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否会影响到就业、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面对此种减速局面，我们又是否需要像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考验宏观调控智慧的问题。经济减速是否预示着过去一段长周期的高增长戛然而止，此后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仅从目前情况看，不好判断。但无疑，减速对中国经济全局乃至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高速增长时期并没有本质的改进，还是在延续过去那套拼资源、环境、劳动力和资本的手法，经济如果突然有一个明显减速，那么，过去被高速增长掩盖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就会因减速而暴露出来或被进一步放大。不过，笔者以为，对此过于担忧似也无必要。这里有几个问题需搞清楚。
　　首先，2012年经济若回落到8.5%的增速，也是一个正常水平。前30余年尤其是在改革开始后的前半段的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体量不大的前提下，如今中国经济位居全球第二，体量比过去大好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经济像过去一样两位数增长有些不切实际。2010年的高增长只是一种偶然和例外，是经济大规模刺激的结果，而且它带来的副作用也正在困扰着中国。即便如此，8.5%的增速相对于同样经济规模的国家也是一个高速度，因此，这种回落是一种适度回落，不会对经济形势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
　　其次，从经济减速的结构因素来看，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过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出口，2011年增幅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这是拖累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因素。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速有较大贡献，但贡献程度也在减弱，2011年的增速相比2010年，亦有较大幅度回落；唯有消费，相对于2010年回落程度较少。这种状况，应该说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自2010年年末以来，为控制通胀，国家一直在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进行调整，尤其是人民币的升值，对出口增速的回落影响很大。就此而言，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方向的。
　　再次，减速也有利于减轻通胀压力。如上所述，经济回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这个主动体现在处理保增长和抑通胀关系的问题上，就是选择了把后者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最优先的课题。一般而言，经济快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胀率，因此，要压通胀，就必须牺牲一些速度。鱼和熊掌兼得的情况当然也存在，但很罕见，相反，倒是滞胀的现象是历史的常态。政府之所以选择把抑通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如今的高成本生活时代，通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及对全体国民福利的影响可能比失业还严重。现在速度适度降下来，通胀压力减轻，就可以很好地抵消通胀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成本压力。因为通胀的后果最后都是要由消费者来承担。从这一角度看，在通胀背景下，将经济发展速度控制在一个适度水平，不但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减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历史表明，当现有的发展模式能够运转和维持，且经济还能取得较快增长时，要转变发展方式事实上是一句空话。因为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有动力、能量及成绩干扰国家的调控，使调控偏离方向。改革的推进总是在逆境下取得的。经济要高速发展，必须有相应的资源投入，如资金、劳动力、土地、水、矿产资源等。在经济体量不大时，外界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但在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后，保持同样的增速就需要比过去多几倍的资源。世界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资源来满足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的需求。即使可以满足，也会引起价格的暴涨，能否承受得起也是个未知数。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发展速度慢下来。只有适度放缓经济增速，才能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把各方面的注意力真正引导到调整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效益上来。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经济增速放缓会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各方面要素成本上升所致，因此，未来某个时期出现如2009年一季度那样6.9%的经济增速，也不奇怪。但总的来说，由于中国还存在工业化、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以及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差距本身固然不好，但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说，它们构成了发展的三个动力—因而，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维持在8%~9%的水平，不会回落得太低。
　　换言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看，当前的经济减速对中国而言并非是不可容忍的。明确了这一点，对宏观调控的取向就变得很简单，即维持现有的调控力度不变，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实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2年保增长和控物价需并重
　　2011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2年的经济社会工作进行了定调：稳中求进，并强调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相比于此前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处理2012年经济工作的12字方针——“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可以看出，经济工作会议对201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进行了微妙的调整，把控物价放在调结构之前。这说明，尽管保增长已成为2012年宏观调控的首选，但控制物价反弹，防止通货膨胀依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相对于2011年5.4%的物价涨幅，多数机构预测2012年CPI可能在3.8%左右。这个涨幅比上年有大幅回落，似乎为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扫清了物价障碍。而对2012年的GDP增速，乐观的预估在8.9%，悲观的预估在7.5%，但即使是前者，也是维持上年的水平。若是后者，以中国经济当前的体量，虽然从长期看这也是个正常增长水平，但和上年比毕竟下跌了1.5个百分点，短期看跌幅有些过猛。有鉴于此，2012年保增长的重要性超过控物价。
　　问题是，在保增长的前提下，可否对物价就掉以轻心，乃至放任自流？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宏观调控中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目标的话，宏观调控很可能会被弄得进退失据、顾此失彼，不能很好兼容这些目标。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在政策选择上，不同目标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比如，选择保增长，那就要求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趋松，而宽松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反之，选择控物价，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就要从紧，从紧的结果，则是经济增长下滑。因此，多目标的调控是需要政府有一些调控艺术的。
　　但这样来看，对调控目标的优先排序，就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经济的表现，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至少在时间上要把半年后的变化考虑进去。此外，亦要对调控目标本身的不利后果进行一个客观评估。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后再来确定宏观调控的目标对象。按照此种思路，2012年宏观调控在保增长的同时，对物价的反弹还是要保持高度警惕，万不可因物价的一时回落而麻痹大意。
　　首先，虽然2011年最后两个月的物价回落明显，但4.2%的涨幅还是偏高，尤其是食品价格相对还处于一个高位。对于2012年的物价，即便考虑到随着春节的过去，以及天气转暖蔬菜供应量加大等因素，很可能使得未来几月物价会进一步走低，但猪肉等食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也很小，尤其是难以回落到2010年的水平。其次，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欧债、美债危机还在深化，导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可以预计，为促进经济增长，欧美会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就已决定，将把目前超低的利率维持到2013年年底，由此释放出来的过多流动性，最后总要有个出口，这个出口很可能是流向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所以，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几乎是一个必然趋势。事实上，目前油价重回每桶100美元，并在此盘整，金价也回到每盎司1700美元的前期高点，就是一个征兆。而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大宗商品，由此带来的输入性通胀也是可期的。
　　如果说前两者是短期因素，那么，从长周期看，中国物价存在继续上涨的客观趋势。过去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得益”于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过去支撑的低成本劳动力、低水平的城市服务这两个因素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除非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出现跃升，否则势必会抬升未来物价涨幅的长期平均水平。另外，对环保和能源的重视也会导致资源和原材料价格存在一个回归过程，并通过价格传导引起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上涨。
　　所以，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看，物价都存在上行的客观动力，即使经济减速，也只能是延缓这种上升趋势，或者抑制涨幅，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个时段价格会有所下降，但总的趋势应该是看涨，除非经济出现突然减速，并在此后陷入滞胀。
　　上述分析是从影响物价的因素而言的。从经济下滑和通胀分别造成的后果来看，相比欧美，物价上涨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危害要比经济下降更大。欧美民众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所以他们更在乎失业对他们的影响，这也是欧美担忧经济衰退胜过通胀的原因所在。中国不同，社会保障不完善而且低水平，虽然失业会影响到人们的收入，但这只是对失业者而言；而通胀不单会影响到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对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也是一个威胁，会反噬他们的收入，这两部分人群加起来肯定要远多于因经济下滑而导致的失业人群。另外，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通胀对社会安全的危害也要大过经济下滑。
　　因此，结论很简单，2012年应保增长与控物价并重。即使出于某种考虑，不惜代价促增长，也应时刻警惕物价的反弹，并做好预案，以免在政策转换时措手不及。
　　经济如何由政策刺激转向自主增长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2年经济工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要求。值得指出的是，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相对于历年经济工作会议，这是个新的提法，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刺激造成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刺激计划，包括4万亿元政府投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产业发展规划，从而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从危机中复苏，保持较高增速。完全可以讲，这几年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二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形成自主增长的机制。尽管改革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但主要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尤其是后者，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对中国商品的庞大需求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但由此也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不归路，而代表自主增长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这30多年间也很低。
　　但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刺激，还是长期的出口依赖，都会导致严重后果。政策刺激不用讲，一旦停止刺激，或者政策刺激的效果全部用完，经济增速立刻就会下降。这在2011年表现得很明显。随着前两年政策刺激导致的通胀，2011年为防通胀恶化，减少了刺激力度，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呈现出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很多企业陷入了困境。从出口依赖看，为了满足美欧民众对中国廉价商品的需求，我们不得不压缩国内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价格。因为对后发国家来说，要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必须向发达经济体出口商品，换取外汇，于是在众多后发国家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果你的商品不能做到价廉物美，人家就不要你的，这使得你不得不去剥削本国劳动者，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它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长期上不去，收入不高，想消费也不可能，致使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除此之外，依赖出口还会导致另一后果，即当发达经济体自身出问题，其民众也开始节衣缩食时，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的需求会大大减少，这样，国家大量依靠出口商品的企业会纷纷倒闭，工人失业。这是近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经济危机使我们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如果不谋求经济的转型，从依赖政策刺激转向自主增长，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长期的增长泥潭。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化可谓非常及时。
　　不过，这种有序转化并不显得那么容易。它不仅要有克服既得利益群体的勇气，还要有系统的规划和推进。这也就是中央为什么在2011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四个“牢牢把握”的原因。这四个“牢牢把握”，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转化的整体。
　　从当前来说，在四个“牢牢把握”中，关键是要把握第一个，即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没有民生的保障和改善，老百姓就会有后顾之忧，不敢去消费，就此而言，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是要加强社保体系的建设，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不去缩小收入差距，不去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所以，只有让中等收入者在社会结构中居主体地位，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消费结构。
　　加快发展服务业则与这两者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服务业是处理交易成本的产业，它具有的许多优势都使得在中国发展服务业的意义特别重大，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如与工业相比，服务业的能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促进消费，有利于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服务业容纳的就业人员特别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作为直接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将向旅游休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方面拓展，只有服务业得到较好发展，才能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其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因此，上述三方面构成了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换言之，要真正扩大消费进而扩大内需，使经济发展的支点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到依靠消费上来，从而培育经济自主增长的内生机制，必须在这三方面都加快发展和完善。
　　2012年注定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考验着政府的调控艺术和水平。所幸，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来看，高度的忧患意识、不回避问题和矛盾、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精神，以及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措施，将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转变发展方式、生成自主增长的机制带来希望。
　　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难题
　　危机后再看中国模式
　　2008年9月15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轰然倒下。如果以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到2009年9月15日恰好度过了一周年。在那一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受到危机的拖累，不过，在经过2008年第一季度的剧降后，已在稳步回升，此后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有可能重新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应该说，这个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名望的学者，把它归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模式就备受嘉宾们赞扬。尽管论坛原本是要讨论亚洲的发展模式问题。
　　其实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例如，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同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就很难找到共同点。原因在于，亚洲太大，很多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因此，亚洲模式其实说的是东亚模式(包括东盟在内)。东亚模式从经济方面看，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重储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正因为这个特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中国是东亚的一员，当然具有东亚模式的上述特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有共同的特点并不代表形成特点的原因也是一样的，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包括日韩、东南亚诸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经济依赖外需是因为本国或本地区的市场狭小，因而某种意义上是不得不为之。但中国不同，中国是个大国，本身具有消化生产的能力。然而最后我们也走向了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拼出口道路，这就不能不说到与我们刚实行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这个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具有相同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但由于中国发展模式中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所以中国经济又率先复苏。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也就有了这段时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因素：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的政治稳定、渐进式改革、在革新中考虑到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不强调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开放等。这些总结都不错，然而，从经济方面说，不论何种发展模式，最后都要落脚到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在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一刻没有停歇，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看得见的手”既通过“看不见的手”间接发挥作用，又在它认为必要时直接出手进行干预。中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做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其他国家，包括东亚各国，相对更重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一般而论，两只手的力量和作用总比一只手要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处于危机时，这就是中国模式相较欧美模式的优势所在。但由此它也会带来缺陷。这个缺陷就是，由于我们过于依赖“看得见的手”的力量，“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被有意无意地削弱了，而后者本来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例如，中国经济中长期形成的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所谓“投资饥渴症”，就是由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所致；而产业的低级化，产品的低端化，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等，则是由市场的力量没有发挥到位所致。从本次危机我们也看出，同是经济刺激政策，欧美更多的是通过市场发挥作用，而我们则直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分配。
　　上述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发挥是假定它们都处于价值中性，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可实际上，政府在出“手”时要么偏左，要么偏右，很少有不左不右的。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前些年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再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从而造成国富民不足、消费需求长期启而不动，以致经济不得不依赖外需。
　　概括而言，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中国模式就好比一个医生，治理重症或绝症病人很管用，但要将这个病人调养好，让他长得身强体健却非其所长。而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世界多数国家在这场瘟疫中都进入病危阶段，急需救活，这是中国模式备受赞扬的原因所在。所以，从危机中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能在听了赞扬后飘飘然，自以为中国模式可以包治百病。正因为如此，中国模式才要不断充实、调整与创新，不能被一个固定的思维所框住。
　　阻碍总需求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因素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主流观点认为，受制于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足，因此，要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首先必须保持需求的平稳增长。而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消除那些有碍增长的体制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改革的滞后，妨碍将大量储蓄转化为投资。一个经济体如果不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总需求不足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中国很长时间以来都面临着这种情况。居民的储蓄在源源不断地增长，但由于我们缺乏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又不能像过去一样从银行无限贷款，于是导致储蓄很难从银行转化为投资和各种生产型支出。虽然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民间投资有所启动，但政府投资还是占了多数，尤其是国债投资，而且存贷差也在继续扩大。对于民间来说，这几年一个新的变化是增加了居民的消费贷款，特别是汽车和住房贷款。不过到现在，由于限购，住房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例有所降低。正因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是需求转化为供给、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一个重要体制障碍，因此，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发展资本市场和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就成为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否则，需求的长期增长可能成为问题。
　　二是政府的垄断和低效。政府的垄断和低效率，不仅会加重投资成本，使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而且也会导致公共部门的费用提高。在很多地方，不是没有投资和赢利的机会，而是受到了政府各个方面的阻碍，包括准入的阻碍、审批的阻碍、各种税赋等，从而使得大量新型的中小企业无法发展起来，大量实际存在的投资机会无法被利用。虽然地方政府的竞争对改善服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些年来一些地方也在努力改进投资环境，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地方政府的垄断，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将会使长期的投资增长和需求的扩大，受到严重的阻碍。
　　三是收入分配不公。中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各个方面。虽然我们实行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但事实上，初次分配既没体现效率，二次分配也没体现公平。这些年，一个未经验证的说法是，中国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最富有人群手里，但这些人的消费意愿很低，仅有的一点消费意愿也用在为外国增加内需去了；而有强烈消费意愿的80%的人群，由于占有不到20%的财富，消费能力十分低下。再加上目前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降低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仅有的一点钱也都存在银行以备急时之需。这是这些年来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只要人们的收入无法提高，内需不足就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改变财富的形成规则、改革分配机制外，目前最重要的，是给人们就业的机会。
　　四是城乡二元结构。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GDP 4000多美元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GDP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4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1000美元的产出，那么，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只有打破城乡壁垒，推进城市化，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才能化解城乡分割对总需求增长的长期制约。上述任务也是我们在结构性改革中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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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第一章　需要有质量的GDP——关于经济增长
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
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难题
淡化GDP，实现包容性增长
第二章　好政府是怎样炼成的——关于宏观调控
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宏观调控要利用好市场机制
从收费经济看发展困局
第三章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关于楼市
需要对住房市场进行再改革
大建保障房之弊
限价商品房的反市场逻辑
经济适用房：退出还是回归
房地产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崩盘
物业税能否降低房价取决于开征方式
依赖房地产投资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
第四章　股殇——关于股市
郭树清的治市能否重塑一个健康的股市
不必恐惧养老金入市
股市的真实地位
股市不能毁于市场原教旨主义
中产阶层可能被股市套死
从股市暴跌中学到了什么
警惕权力资本进入股市
股市如何成为经济晴雨表
解决股市问题必须重建政府信用
股市需要寻求大智慧
走向资本大国需要解决的制度难题
第五章
——关于体制改革
产权改革为什么重要
启动铁路改革已刻不容缓
中国统计要彻底改革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政治决断
半拉子改革导致中国油价比美国高
户籍改革需要梯度推进
流动性过剩其实是场经济危机
改革须从考验公众承受力转向让人民受益
稳增长下的经济改革
政府的治道变革
第六章　盛世当减税
——关于公共财政
预算民主也是政治民主
建设公共财政
为减负而减税
税改要动真刀子
第七章　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关于垄断与管制
垄断已成央企专利
国资委怎样成为一个“好婆婆”
努力推进国企改革
第八章　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关于民企与民营企业家
关于“卢美美事件”的深层反思
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及其治理
私营经济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突破”
关于民营企业家
第九章　企业要成为社会责任的表率——关于企业责任
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企业家的慈善与社会责任
环保责任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诚信是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软件
竞争才能使资本讲道德
“中国信用”比“中国制造”更重要
企业道德的反思
第十章　思想之宴——关于一些经济观点的争议
金融危机能否终结新自由主义
民富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
中国到了加速为环境还债的时候
外来人口问题应该交由市场去决定
养老金缺口实则是人口危机
金融开放才能降低银行暴利
第十一章　博弈国际规则——关于全球大势与中国应对
全球“老二”的位置不好坐
不必把欧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否看得过重
须有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勇气
航空“碳税”与未来发展领导权
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权
在新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重建中应确保话语权
利用外储建立中国版的“国际访问者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