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金融、财税辅助支持层面
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就是辅之以来自金融和财税方面的支持。金融角度，刘志彪（2011）认为应以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契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基础上细分市场，制定具体的锁定目标客户的策略和方法。在信贷限额内重点支持具有一定销售规模的龙头企业、产学研相衔接的科研机构、产业集群中的骨干企业及与之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并根据新兴产业不同行业、不同阶段、不同客户风险的特点和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从而完善其科技银行功能（科技专营机构）并实现商业银行业务的战略转型。顾海峰（2011）基于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视角，构建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子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子体系）及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三部分所组成的“两体一制”框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王兰军（2011）则认为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尚不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体系由大型金融机构主导，难以对新兴产业灵活多样、不断变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及时、全面、有针对性地做出安排且金融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向新兴产业渗透能力不足。因此，建立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体系需要在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及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等方面大力进行金融创新。税收政策方面，邓保生（2011）认为当前我国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支持和鼓励的科技发展领域尚缺乏倾向性，在发展高新技术和改革传统技术方面目标不清晰，对科研开发、设备更新、风险投资和孵化器建设等重点环节的税收支持政策少、力度小以及对于企业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缺失。其改进方向应侧重于三个“转变”，即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应由侧重结果环节向侧重中间环节转变、税收优惠的“受益人”应由企业向具体的科研项目和具体的开发环节转变、税收优惠从以地域优惠为主向以产业优惠为主转变。
应该肯定，对于来自于金融及财税方面的辅助支持政策，以上学者对于政策投放及产业发展间的应因分析还是明朗清晰的。但仍有一个社会问题值得注意，即为什么时至今日，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被提出及发展了近三年的时间，但市场表现上却总是徘徊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反馈状态。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虽然汽柴油价格屡创新高，但车展会上的新能源汽车展位却总是门可罗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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