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8世纪80年代《邦联条例》下的政府，即一个不大可能按照承诺偿付其债权人的羸弱的财政联盟而言，18世纪80年代高折扣的大陆债券的定价是客观公平的。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打算改造政府“类型”，为此，他们重新调整各方利益，以促使美国兑现早先的偿债承诺和以后的偿债承诺。汉密尔顿希望市场能据此对美国债券定价[折扣因子仍通过等式（7）求解]。汉密尔顿开始巧妙地引导公共债权人对政府是否会偿还债务的当前预期和未来预期，在他看来，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财政联盟，并使这个联盟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能够提高联邦政府的实际偿债可能性。制宪者创建该财政联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推动货币联盟的建立，后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对于这个计划，制宪者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对于究竟是特许设立一家国家银行来发行货币，还是鼓励州特许银行竞争性地发行私人货币，他们一直举棋不定。
说到财政制度安排，今天欧盟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很容易使人想起当年《邦联条例》下的美国。征税权为各成员国所有，欧盟范围内的许多重要财政行动需各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眼下，欧盟改革者正在设法对其制度的这些特点重新设计，但就目前来看，欧盟设法推进制度变革的时间顺序与美国以前的经验有一些关键差别。美国首先实现了全国统一的财政政策，对美国制宪者来说，货币政策并不是管理共同的法定货币，因为共同的法定货币是否存在仍是个问题。欧盟最先努力的重点是把管理共同法定货币的制度集中统一起来，目前为止，各成员国似乎还不想谋求一个财政同盟。而为了启动财政同盟，美国则实施了一项针对联邦债务和各州债务的全面救助。至少在目前，欧盟没有形成一个财政联盟，只有极少数政治家公开呼吁由欧盟对成员国政府的债务实施全面救助。
当前纷乱的政治局面影响了美国自身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美国人显然没资格建议欧洲公民从美国创建财政联盟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假如其中有教训可吸取的话。为了找出这其中的有益教训，确认欧洲当前面临的哪些境况和美国当年一致，哪些境况和美国当年不一致，显得十分重要。在美国创建财政联盟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在农场里生活、工作，还有不少奴隶。普通民众比现在贫穷得多。预期寿命要比现在短得多，没有多少劳动者能活得足够久或挣足够多的钱，以致在死去前的较长时间都不用辛勤工作。医生和药品常常有害无益，因此多数民众负担不起反倒是件好事。延期支付的补偿金，多数情况用于支付给军人（养老金），也有用于对美洲土著居民的强制征地，是政府用转移支付融资的唯一合法的权力型福利。多数人无权投票。联邦政府很弱小，它只对很小一部分GDP进行再分配。在美国头20年的和平时期，联邦支出平均只占GDP的1%-2%，18世纪90年代初，联邦政府将40%的税收收入用于偿债。国会和总统于1790年决定由联邦政府接手的政府债务，是为了给广泛认同的国家事业融资而发行的。50年后，国会拒绝再次为州债务提供数额庞大的联邦救助，表明州债务的用途确实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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