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六亿神州尽舜尧？
03 中国顺差过大可造成危机
2012.01.16
过去一年，美国与欧洲多个国家的主权债务陆续被降级，显示这些国家违约的风险正在增加。什么是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说穿了，就是它们借钱后可能赖账不还，或是就算肯还钱，也要打个折扣，少还一部分。
在欧美债务危机出现以前，一般的投资者或许以为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会珍惜羽毛，不会撕破脸皮，借钱不还。但我们只要看看历史，便可知违约风险绝非杞人忧天。近的有希腊不用多说，10年前阿根廷政府一样是把国债“剃头”六成。
这些国家都采用民主制度，但正是人民宁愿国家背上不还钱的恶名也不愿经历紧缩政策所带来的痛苦。别人见你政府赤字连年，若不减少开支增加税收，根本便无能力还钱，怎敢再借钱给你？但政府一旦实施紧缩政策，人民不但收入及福利都要减少，更可能失去职位，这怎不可能挑起民粹情绪？
长期不平衡引起关注
这种民粹情绪之强烈，有时会改变历史。1933年希特勒能够上台，确有狂热的民众支持，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宣布外债完全作废，德国欠下别国的钱以后不还，德国也不用再节衣缩食偿还巨债。
中国多年来的外贸顺差，是导致其持有大量外国债券的主要原因，美国连年贸赤及政府财赤则是它欠下巨债的根源。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确被大幅夸大，例如价值几百美元一部的苹果产品如iPod、iPad、iPhone等等在外贸统计上虽说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但实际上中国只是通过组装从各国进口的零件而每部赚取十元八块（见拙作《香港为何要吸纳科技人才？》）。不过，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对外总体有庞大的顺差（不单是对美有顺差），而美国的逆差也是颇为严重。
这种外贸上的长期不平衡，多年前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在其大作《断层》（Fault Lines）所忆述，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托（Rodrigode Rato）对此大感忧虑，曾组织访问团到中美等国游说政府要早日采取措施解救，但可惜各自的政府官员都只懂指责别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徒劳无功，拉詹本人认为这种不平衡终会成为大祸，所以沮丧之余辞职不干，重回芝大商学院当教授。
其实，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只由贸易顺差所造成。20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 831亿美元，但外国到中国的直接投资（FDI）也达到1 057亿美元，虽然中国也向外投资688亿美元，直接投资上的顺差仍有369亿美元的净流入。
人民币升值吸引更多资金
中国的外储若不断上升，美国的欠债若连年增加，最终可导致什么局面？怎样解救才可避过一场金融危机？这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是人民币继续升值，这可逐步减少中国的顺差。但这却起码带来三个中国不愿见到的后果。
其一是某些出口商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丧失竞争力，叫苦连天，有些工厂会倒闭，工人失业，造成社会不稳。中国政府对1985年日本签了《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一直怀有戒心。日本其后衰退20年，前景仍毫无好转，中国不少人相信阴谋论，认为这都是日元升值所致，所以人民币升不得。此说其实颇为可疑，日本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件都足以使经济沉沦，人口老化导致工作人口减少，设定最高工资使日本的劳动投入下降10％，房地产泡沫破灭等等都是。
其二是人民币升值后，以账面计算，其外汇储备便会缩水。倘若人民币升值5％，即外汇贬值5％，中国的3.2万亿美元储备便会在账面上蒸发了近万亿元人民币，比中国每年的国防开支还大。
其三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中国。在现有的货币制度下，这不一定带来好处。若有1亿美元流入中国，人民银行便要多印发6亿多的人民币去买入这批美元，但因货币量增加会带来通胀，人民银行唯有倚靠增加存款准备金率或发行多一些票据把流通的人民币再吸回来，但这样做人民银行要付出代价。它吸入的美元成为它的外汇储备，可买美债收息，但利息较低；它所发行的票据利息却较高。如此一来一回，愈多外国资金涌入，人民银行所要负担的息差便愈大，这会在政府的财政开支上打穿一个大洞。
美债违约将天下大乱
第二种情况是中国通过增加进口增加消费去减低贸易顺差，美国则增加出口及减少消费去削减贸赤。
中国的可行政策下文再说，但美国是否能够削赤则不容乐观。美国的优势在于它的高科技，但它却不愿出售高科技产品。它的劣势在于它的劳动力昂贵，劳动密集的产品并无竞争力。
第三种情况是中国的储备继续上升，美国欠债逐年增加。但这样一来，中国的货币量及随之而来的通胀都会高企，美国政府要偿付的利息会愈来愈沉重，这是双输的局面。
美国利息负担增加后，可能要实施使人痛苦的紧缩政策，若不这样做，别国会担心它无能力还债，亦即其违约风险增加。但这样一来，为了补偿其风险，它的利率有上调压力，使它的利息负担更沉重。若联储局不希望出现这情况，可多印钞票去压抑短线利率，但这又会带来通胀。总而言之，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欠下巨债后总会面面碰壁，走不出困局。不过，通胀总会比违约好得多。美债若违约，后果比欧债更严重，天下会大乱。
综上所述，我们可预测中美外贸（及金融）上的不平衡若不解决，终会变成金融危机。
有人以为，经济学对危机的预测作不得准，除了永远唱衰的各方“末日博士”外，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是没有多少人可早作预测吗？
这是一种误解，论者搞不清什么可预测，什么不可能预测。
“预测”与经济理论矛盾
在2008年雷曼宣布破产那一天，据说建构“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的金融学大师法玛（Eugene Fama）在黑板上大字写下EMH三个字母，意指金融海啸的出现完全符合EMH理论。这使不明EMH理论的人大惑不解。有的望文生义，以为EMH等于说只要是通过市场竞争而产生的结果，一定是有效率而完美的，怎会出现金融危机？
殊不知EMH与理性预期学说同出一源，只是说市场中人不会故意浪费他们所能掌握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决策及证券的价格能充分反映他们已知的信息，但这绝非说他们能未卜先知-预知大震荡什么时候会出现。EMH及理性预期存在已久的经典论断包括：股票价格是随机的，不可能预测，经济周期的幅度（包括危机的深度）及时间的长短，什么时候发生，都是不可能预测的。
上说的“不可能预测”不是指经济理论有什么不完备，只要改善一下，预测力便可进步。它是指无论什么人去预测，用什么理论去预测，用自然科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学、哲学随便哪一样，都只会徒劳无功，因为一旦成功，反而与经济理论相矛盾。
这是否等于经济学没有预测力？那又不然。
经济学可做到的，是指出当某些条件出现后，股价会大升或大跌，经济危机自会发生等等。它不可能做到的是，这些条件必定什么时候出现或某种震荡什么时候会发生（有些条件出现后，大家没有注意到，这倒是可能）。这好比医生可以告诉我们，经常吸烟的人，患肺癌的机会比别人高，但医生断不可能未卜先知地说某吸烟人必定在何月何日患癌。若是可能，这只是玄学，不是科学。任何科学的预测必定要先设条件！
还富于民才能增加消费
中国的储备太多，已构成条件，使我们可预测中国要面对一些它不愿意见到的变局（但当然手拥巨资也可帮助中国更有实力化解危机）。减少储备是它应该建立的重要目标。手上外汇多，等于把自己放到因外国一些错误宏观政策所导致的暴风雨中，自讨苦吃。要预防此事，最好的办法我相信是上文提到的增加进口、增加消费及停止出口稀土等天然资源。出口赚回来的钱，应把它用来购买实物，减少持有一些风险高企的货币或证券，道理简单，但不易做到。努力用储备进口天然资源，本国的资源则深藏于九地之下，这有助减少不平衡及有战略意义。国进民退的方向要扭转，还富于民才可能增加人民的消费，增加进口。中国沿海工业的生产模式亦要逐步转型，能够生产中国人民适用的消费品。
中国政府似乎也在这样做，去年最后两个月，外汇储备从10月份的高峰下滑927亿美元。资金流走，在外国很可能是坏事，但在中国正面效果比负面的要多。
若中国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多进口消费品，中美甚至中欧的不平衡可望减低。
09中国出口商为何打不开内销市场？
2011.2.28
过去三四十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无远弗届，中国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民经济一度几乎陷于崩溃，但1978年至今，人均实际产值却上升13倍！有种说法是，这个过程也带来贫富悬殊。但我们不应忽略，就算是农村人口，生活也大幅度地改善，实际人均收入上升也有7至8倍之多。
若以事后孔明的角度看这问题，既然经济开放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我们便无须相信邓小平当年作出开放政策的决定时有什么难度。但正如国际贸易理论大师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参与自由贸易前，大多会担心市场一旦开放，自己根本竞争不过先进国家，致使百业凋零，人民失去职位；这种见解在中国改革初期也是所在多见，由此可知，邓小平当年实在要顶着来自保守派的强大压力。
害怕竞争而支持保护主义
不过，时移世易，今天埋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声音主要却是来自发达国家，一些人倒过来害怕自己竞争力比不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因而要支持保护主义。
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担忧其实并不奇怪，自由贸易的后果之一正是迫使各国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中国过去某些企业竞争不过外国，早已萎缩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一批找到自己优点、能攻陷先进国家市场的企业。在发达国家中这种情况一样出现，贸易促使各国把资源更有效配置，从而提升生产力。
上述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常识。不过，近年一些定量研究却发现，贸易所带来资源分配效率的提高虽有助经济增长，但从量度出来的结果看，它的贡献却不足以充分解释贸易对繁荣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应有其他的渠道，找寻这些渠道是近年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个主流理论是，市场竞争能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若这些企业不这样做，它们便会受淘汰。据此思路，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推理：一、市场竞争愈激烈，企业的生产力便愈能提高；二、国际市场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所以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生产效率会比只懂在本国内销的企业要高。不少贸易理论都把这推论当做是不可拂逆的结论。
研究结果出人意料
这个结论最近受到强烈挑战，而挑战的理据对内地和香港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提出挑战的是一位叫吕丹的学生，她几年前经阮志华老弟发掘，从北京大学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去，今年将在经济系博士班毕业，系内评价极高，我与她也有过交流。
吕丹的研究建基于她对中国统计数据的分析。她的数据来自1998年以后每年一度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企业普查，其覆盖面极广，包括了所有国企及年销售量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私营企业，在2007年纳入数据库的企业多达336，768所，它们的出口量占中国总出口量的九成，而企业所要提供的数据亦极为详尽。根据这些数据，吕丹发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结果。
第一个发现是，中国的出口商不论是“全要素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平均而言都比不上以内销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商。这两种生产力的量度法都有助我们了解企业的生产效率，例如把同样的人力物力放进甲乙两个企业内，甲的产量若是比乙高，那么甲的生产效率或“全要素生产力”便高于乙。
这个发现与传统的见解大相径庭。为什么在世界市场中要与多国企业一争长短的出口企业，其效率反而不及内销生产商？这好比能征惯战的国家代表队的水平及不上地方代表队同样使人不可思议。
数据又清楚显示，出口生产商所造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但中国也有出口资本密集产品的生产商。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赫克歇尔─奥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中国劳动力充裕，欧美则资本充裕，最符合两地利益的做法是中国向欧美输出劳动密集产品，欧美则向中国出口资本密集产品。但吕丹却发现，中国出口商效率之所以较低，原因是在于数目众多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企业表现不尽如人意，占少数生产资本密集产品的出口商则实力强劲，效率比留守本国只重内销的企业效率要高。
这些结果初看起来会使人讶异，有些人可能只是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传统的经济理论或国际贸易理论不能解释中国，要另立一套才成。
我不赞成这种思维方式。一套理论若似乎解释不了某种现实，第一步要做的应是仔细想一想，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因素？若然找出这些因素后，真实世界的现象又重新可作解释，那么我们的理论便更完整，不用从头开始建立另一套新的理论。
效率一般也可称霸市场
吕丹的解释倒也简单，但完全符合经济原理。中国输出的劳动密集产品（如衣服、玩具等）在欧美市场本就占尽了劳工成本低廉的优势，就算生产商效率一般，比不过内销生产商，在欧美也足以称霸市场。但假若出口的是资本密集产品（如药物、石油、化学品），成本再无优势可言，在强手云集的国际市场，企业本身的生产效率若无过人之处，如何能够立足？
既然如此，我们也应见到，大部分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外销商，虽可以在国外成功占据市场，但在中国却全无立足之地，市场占有率是零。反之，能够出口资本密集产品的企业，因生产效率优越，在中国及外国都一样能占据市场。企业普查中见到的数据，正可印证上述的推论。
这些结果并无违反竞争可促进生产力的原理，新“发现”的是，在劳动密集产品市场中，竞争最激烈的不在欧美市场，而在中国内销市场。
读者不难对这些解释提出质疑。例如，中国的产品在欧美市场中一样要面对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充裕国家的竞争，并非不思进取、生产力原地踏步也可继续占据市场。这点没错，但这些竞争者短期内似乎尚未足以威胁到中国出口商的生存。
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假如人民币突然大幅升值，出口商在国际市场目前占据的一点优势会否荡然无存？有此可能，但总不会是所有出口商都如此不济。
竞争会更加激烈，生产力较弱的会倒闭，造成失业，但生存下来的也一定有办法在竞争压力下更有作为，生产效率更能提高。
成本推高影响消费者
另一个质疑是，有能力打入内销市场生产效率较高的生产商为什么不顺便也在国际市场中分一杯羹？这的确是一个使人疑惑的问题，须作解释。
中国的劳动密集产品虽在国际市场中拥有优势，但进入国际市场却并非人人可做到。这需要国际的网络关系及对市场的了解。2008年中国内地出口的总值中，55.25％来自外资企业，而外商投资存量中，港资又占了63％。由此可知，内地的出口相当程度地倚靠外资企业，尤其是港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如此。这些外资企业拥有的国际网络及对市场的认知恐怕不是普通的内地企业所能望其项背，后者就算身怀绝技也未必能打入国际市场。
打入国际市场不易，但进入内销市场可能更困难。内地讲关系、条文制度复杂，面对善于掌握这些关系的众多内地企业的竞争，外资及港资企业都不易胜出。
通过对企业普查数据的分析后，不少内地的港资企业可谓“原形毕露”，投入同量的人力物力，港资企业的产出，平均低于内地企业的产出，它们所能倚靠的，只是国际市场的网络关系及知识而已，一旦人民币有较大的升值，此种优势或许便不足恃；不断改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搞创新才是它们继续生存之道。
在上周末一次旅途中，碰到厂商会会长黄友嘉，他是芝大经济系博士，对港商在内地进入内销市场所遇到的壁垒和困难了解甚深，这些困难对中国消费者及鼓励内销的国策都并非好事。内地有一种奇怪现象，同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在外国售卖价钱往往会低于在中国的价钱。这反映出中国的内销市场中税率、关系、交通运输等等障碍，确实都在推高成本，使消费者蒙受损失。中国政府应想方设法扫除这些障碍。
02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1.11.28
下周“中国经济学会”在上海举行年会，筹办人找我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环节中发言。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有几篇论文都与“陷阱”有关，所以对这题目感兴趣，于是欣然应允。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近年才较多人讨论的一个概念，以前经济学中，对“低收入陷阱”或“贫穷陷阱”较为重视。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我相信是泛指一些经济实体的人均GDP上升至每年4 000至10 000美元后，便停滞不前。这些经济实体已经摆脱了“路有冻死骨”、人民在饥饿边缘挣扎的贫穷，但又远远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不论收入、教育、科技或文化等等，发展水平都十分有限。
具争议的“陷阱”
在实际世界中，有哪些国家算是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但就算是这些国家，收入也不至于毫无增长，从1980至2008年，它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每年也有2.7％。
一些成绩较好的国家，例如“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亦已成世界排行第八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GDP超过法国，增长速度亦远胜。由此可见，拉丁美洲国家是否跌入陷阱，颇有争议之处。
另一些例子是亚洲的某些新兴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它在1991至2000年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如此高速的增长使其国人充满自信，把下一个十年的增长目标定为7.5％，但可惜事与愿违，2001至2010年最后只录得每年4.6％的增长。马来西亚人也许对此有点失望，但以此成绩，我们也很难把它视做陷于停滞当中。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我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概念有坚实的基础。有些国家的确因发展策略有误，总是进不了发达国家之列，例如一些靠输出石油或其他天然资源的国家，其人民也许相对富足，但其科技及教育水平只算世界的中下，完全谈不上发达。
又有一些国家，依靠廉价劳工制造出口商品来推动经济，从而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它们的专业技术却未有相应提升，在高科技上斗不过先进国家，在廉价劳工上也败给新加入的更低发展程度的竞争者，上下都进退不得。但这些国家陷于困境，只是因为其政府不懂得在教育与科技上投资，并非跌入了一个无法爬出来的陷阱。
但有些陷阱的确是很难爬出来的。据已故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国自汉朝至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实际产值总共只是增加了20％左右。两千年才有这丁点的增长，中国绝对算是跌入了贫穷陷阱中。究其原因，是历史上中国的粮产一增加，人民认为有足够的食物可养活更多的人，便立刻生儿育女，极尽繁衍之能事，人均收入也就停滞不前。
危机意识遇上凶险环境
“贫穷陷阱”是一个事出有据的概念，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却是较为薄弱，不过后者却似乎是中国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十分害怕自己会跌入陷阱中经济止步不前？
首先是中国社会中虽有不少未富先骄的人，但更具主导思想的似乎是危机意识。我参加过无数内地的经济论坛，以我印象所得，没有哪一个论坛的参与者是只懂乐观的。现在强调居安思危，是管理预期的不错步骤。
第二，中国现在要面对的国际环境是凶险的，欧债美债危机不用多说，中国的出口显然会减少，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大有贬值危机。至于内部经济，2008年的4万亿元救市方案推出后，银行太易放款，现在中国可能要面对颇为麻烦的呆坏账风险。
从1978年到今年，中国的实际人均GDP上升了15倍，今年的增长应也可达9％左右。在如此强劲的增长记录下，若说中国经济会顶不住上述的困难，从而掉入陷阱中，这是否可信？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应先检视中国过去成功的原因有没有消失或减弱。
1978年中国推动开放改革后，产品因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所以企业的运作不能不大力调整，从此中国大量利用劳动力充裕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产品，而且从大规模的生产中，日渐积累经验掌握到更高技术水平，今天这优势仍然存在，尚可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但若员工的素质未能继续提高，则此动力会减弱。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动力是极高的储蓄率及投资率。2009年中国的投资总量占GDP的47.7％，为世界最高。投资虽可加快资金积累，有利将来的经济，但“报酬递减律”会起到作用。当中国建第一条公路或第一个机场时，对经济的作用会很大，但到已经建了100条公路或100个机场时，再加建新的公路与机场，作用便会减弱，中国既然在资金积累或投资上已做了这么多，除非想推出更多有效用的投资项目，否则资本的作用会愈来愈小。
第三个动力是城市化的过程。30年前中国八成人口在农村，两成在城市，去年城市人口已上升至总人口的49.7％。城市化的过程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可转为更有生产效率的工业或服务业人口，但当农村人口大减后，城市化的速度会放缓，经济增长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第四个动力是中国的科技有后发的优势，即它可向先进国家学习，不用从起点出发，可直接掌握较先进科技。不过，中国与欧美的科技水平差距日渐缩减，这方面的优势也会转弱，除非中国自己建立一支优秀的科技研发队伍。
第五是中国人口日渐老化，从大约2015年开始，中国便要从“人口红利”的阶段进入“人口赤字”的阶段，即适龄就业的人口比例将会日渐减少，从而拖慢经济增长。
以上所点出的几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似都有日渐减弱的可能，如此说来，中国是否难以跨越“中间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会停下来？
这又未必。关键是中国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寻基建外的新增长动力
中国的出口未来一段时间会遇到很多风浪，把注意力转向内销是必要的。对中国有利的是，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市场庞大，出口转内销仍可保持大规模生产。但若要增强中国的内部购买力，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莫如使到农村的土地能自由转让。
这样做可增加农村土地的价值，从而使农地的拥有者更感富足，有利他们放胆消费。
中国近年大兴土木，北京2008年建了个巨型机场后不久，现在又说要再建一个全新的，另有其他54个城市也计划要建新机场。中国的高铁（火车时速200公里以上）铁路长度在去年底共有8 358公里，现在的计划是2020年要有5万公里。
这些建设虽也许对经济有贡献，但上述的“报酬递减律”不可能不起制约作用。基建的一个新方向是多建房子，即所谓“保障房”。今年中国内地已多建了1 000万套，未来五年计划再多建3 600万套。因中国内地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屋是一尖锐问题，所以增加房屋的供应量对经济应有实际的正面贡献，但这么惊人的建屋量（按人口比例计，等于香港每年多建35 000套），中国的财政可否承受得起？
教育与科研为当务之急
假设保障房的建设费每套是20万元人民币，那么每年建720万套的成本便是1.44万亿元，约等于明年中国GDP的3％。以中国的总投资量占GDP近半的往绩看来，用3％的GDP建房子财政上可行，但供应是否增加太快影响楼市则是另一问题。
有了兴建保障房这一足够大的新项目，可暂时抵消“报酬递减律”的影响。
不过，靠基建支持增长并非长久之计，它或可替中国的持续增长多争取几年时间，但中国总要找出更根本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教育与科研仍是当务之急。中国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极低，在世界排名中连100名也入不了。没有足够的人才，中国的产业升级不易进行，将来会受到其他能提供廉价劳工的国家的竞争威胁。中国的科研水平也会因人才的不足而拉不上去。
在欧美国家，起码有十万八万名高级的中国科技人才在工作或学习，他们不少仍不愿回内地，但对移居香港的兴趣会大得多。内地及香港若能合作，在港设立合适他们的产业基地，那么对内地及香港的经济发展都会大有好处。
中国的经济发展虽有困难，不能保证高增长能否持续，但我不相信它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基建只是暂时的增长动力，不把更多的资源投入科研及培训及吸纳人才，增长慢下来的机会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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