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内部对立宪的准备以及一些督抚大员们的赞同,使得在野的知识分子极为活跃。既然立宪的优越之处是上下相通,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就有了参政的希望,所以他们真心实意地鼓吹立宪,以图实现参政的目的。清廷颁布预备立宪旨后,立宪思潮高涨,立宪团体也由此出现,并开展起有组织的立宪活动①。这些团体包括郑孝胥、张謇等人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于1907年10月17日在东京成立的政闻社,杨度于1907年夏在东京组织的宪政讲习所,等等。但朝廷的官制改革与其他预备立宪措施,并未让立宪派感到满意。因为这些实际上拒绝了立宪派提前召开国会的要求。立宪派没有得到确实的参政利益,所以争取建立代议机构成为立宪派运动的核心问题。
正由于朝廷与立宪派在立宪问题上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后者便开展起以促进政府召开国会为主要内容的立宪运动。张謇倡议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以孙洪伊领衔,从1907年秋至1910年10月,展开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以求速开国会,建成责任内阁。1910年5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意见书,痛言速开国会之必要,而且声称:“吾国若能速开国会,可革一切贫弱之根源”,“吾召集国会早一日,即早收一日之人心;迟一日,即增一日之荆棘。且即为保存君权一事起见,亦当速应人民之要求。考各国宪政演进之前史,即可知之……”②《中国新报》第九期刊登《请开国会之理由书》一文,认为国会“内之集合国民之心理以整顿内政,外之发展国民之势力以捍御外侮,振纲纪,固国本,莫重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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