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麦迪逊式民主
一
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民主依赖妥协。而且，民主理论本身也充满妥协一若干冲突的、互不相容的原则之间的妥协。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属于美德的东西，在社会理论中却并不一定是一种美德。
我们将要称之为“麦迪逊式”的民主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它希望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也希望在所有成年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权的渴望之间达成某种妥协。除了在某一重要的间歇期，作为一种政治体制，“麦迪逊式”妥协被证明具有持久性。进而言之，美国人似乎喜欢这种体制。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这种妥协精巧地掩盖了许多裂痕，但却没能弥合它们。关于多数人统治之长处和缺点的先人之见，一直贯穿着1789年以来的美国政治思想，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已经接受了麦迪逊式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那么对其相当不确切的理论基础的批判，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结果，人们必定不断地重述麦迪逊式的论题，甚至就像卡尔洪所做的那样，不断地加以夸大。
把追随者的所有观点都直接归因于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本人是会误导的。这是因为，尽管麦迪逊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基本要点，但是在立宪会议之前和之中，以及在后来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他同追随者立场的联系必须要以如下三个方式加以探讨。
第一，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但是麦迪逊所提出或暗含的思想，为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们所普遍接受。然而，麦迪逊具有罕见的天赋，这种天赋在政治领袖那里无疑是罕见的。他能把他的理论陈述表达得相当明快，合乎逻辑，并且井井有条；也许，在美国人撰写的其他政治著作中，没有一部比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提出了逻辑上更严密的、几乎是数学式的理论。因此，回到麦迪逊那里去寻找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既是为了方便，在思想上也是有益的。
第二，即便如此，麦迪逊也不总是像阐明事实、定义或价值那样来阐明他的假设。因此，我发现有必要随时提出那些对我来说是暗含的假设。这是一项冒险的工作，保守一点我只能说，在所有情况下，我努力使他的观点尽可能地有条有理，前后一致，不受到损害。简言之，我所依赖的是麦迪逊本人表述得最具有逻辑性、连贯性和清晰性的观点，但是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我试图详细阐明对我来说更具有逻辑性、连贯性和清晰性的观点。这是我所采用的一种论辩风格，而不是麦迪逊言论的完美再现。
第三，把麦迪逊看成是一名政治理论家，有点儿不大妥当。他是为他那个时代而写作和演讲的，并不是为了之后的几代人。他沉湎于政治之中，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工作、磨去锐利的辞锋、撇下种种困难，并且在争论中，夸大尖锐的矛盾、论点，使用狡诘的策略。他是一个伟人，是一个睿智的、坚持原则的、成功的人；他建立了伟业。把他的思想一条条分离开来加以考察，无疑有点儿不大妥当。麦迪逊是一个人，是一位政治家，作为他的敬慕者，我本来不安心让作为理论家的麦迪逊不得安宁——如果不是因为如下的事实，即麦迪逊如此明显地塑造了美国人关于民主的思维，而且他本身也为这种思维所塑造。
就麦迪逊理论的中心立场而言，一部分是隐含的，另一部分是明确的，这就是：
假设1：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从这一立场出发，至少可以提出如下两个隐含的定义：
定义1：对任何个人的“外部制约”，包括奖励和惩罚，或者对奖励和惩罚将要发生的预期，来自其他人而不是既定的个人自己。
定义2：“暴政”是指任何一种对自然权利的严重剥夺。
关于这里所使用的“暴政”的定义，有必要作出三点解释。第一，它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中对暴政的明确定义是不一样的，在那里，他说：“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无论是某一个人、一小部分人还是许多人，都可以正当地被定义为‘暴政”’。对我来说，麦迪逊的明确定义似乎是派生于定义2，其中插入了一个经验性的前提，即所有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的手中，会导致对自然权利的严重剥夺，因此导致暴政。于是，把麦迪逊的明确论证重新构建在如下麦迪逊式推理之中，似乎是有道理的：
假设2：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外部制约的消除。
外部制约的消除导致暴政(来自假设1）。
因此，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暴政。
正如它所表明的，麦迪逊的明确定义不一定是主观任意的，也并不一定具有争辩性。它可以从一个定义派生出来，这个定义不仅同麦迪逊思想的整体考虑高度契合，而且有助于使他的论点(就像下文将表明的那样）更具有逻辑性，所以我打算坚持定义2。
第二，在这里，自然权利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地得到详细说明。在麦迪逊的同代人之中，就像在他的先辈之中一样，关于哪些“权利”是“自然权利”，从未存在过绝对的一致意见。已有的一致停留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之上，在特殊情形中，这种一致常常为产生不一致留下了广泛的机会。正如我们即将要看到的，不存在一种公认的自然权利的定义，这是麦迪逊式理论的核心困难之一。
第三，我使用了“严重剥夺”这个表达方式来掩盖麦迪逊及其同代人思想中的一种暧昧之处。在限制自然权利又不变成暴政方面，政府能走多远呢？再者，就我所知，无论是麦迪逊本人，还是任何其他的麦迪逊主义者，都没有提供一种令人充分满意的标准。然而，麦迪逊与其同代人无疑会一致同意这一点，即在最低水平上，任何未经“允许”的、对自然权利的剥夺，都是一种足以构成暴政的严重剥夺。然而，这种模糊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怀疑是否存在什么短语能弥补这一缺陷。
作为假设1的必然后果，还有两条附加的假设必须加以区分：
假设3：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少数人将对多数人施加暴政。
假设4：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多数人将对少数人施加暴政。
或者就像汉密尔顿更加简洁地表达的那样，“把所有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现在让我们回到假设1的证明，从而也就回到假设3和假设4。
二
显然，假设1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因此，其正确性只能根据经验加以检验。麦迪逊自己证实这个假设的方法，似乎代表了本书所谓的“麦迪逊式”的普遍的、美国式的思想风格。麦迪逊的第一种证明是列举历史例证，例如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中列举例证。他的第二种证明方法是从某些心理准则导出这个假说，这些准则在他那个时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也许在今天也依然如此。这些准则具有霍布斯式的特点，并且以如下方式写在纸上：人是其欲望的工具；如果有机会，他们会贪得无厌地满足其欲望。这种欲望之一就是对其他个人行使权力的欲望。因为权力不仅直接令人满足，而且权力具有巨大的工具性价值，形形色色的满足都依赖于权力的行使。无论是宪法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在州和联邦会议上发表的谈话，都表达了对这些准则的赞同：
雷诺伊(lenoir），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辩论中说：“我们应该考虑以下人性的堕落，即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权力欲、统治者可能有的暴戾以及独断专行的体制在他们身上赋予的无止境的狂妄。”
富兰克林(Franklin），在联邦会议上说：“有两种欲望对人类事务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它们是野心和贪婪，以及对权力和金钱的热爱。”
汉密尔顿(Hamilton），在联邦会议上说：“人热爱权力。”
马森(Mason），在联邦会议上说：“从人的本性上说，我们可以断定，那些手上掌握着权力的人，……当他们能够时，将总是会设法增加权力。”
三
如果根据这两个方法(或者其他的方法），我们认为假设1得到了确证，那么假设3和4也就得到了确证，它们只不过是从假设1中派生出来的。虽然如此，假设4似乎在麦迪逊式的思想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无论是立宪会议，还是《联邦党人文集》，对少数人施加暴政所引起的危险，并未给予过多的担忧；比较而言，多数人施加暴政的危险似乎是强烈恐惧的来源。例如，《联邦党人文集》没有呈现出对行政系统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作者们(错误地、如同最后证明的那样）赞扬行政部门是为少数人获取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强有力的支点。相反，麦迪逊的一个核心论题是来自立法机构(即想象中的多数人的堡垒的威胁。于是：“正是为了抑制立法机构的不断膨胀的野心，人们才应当放纵一下他们的戒备心，从而竭尽全力采取防范之策。”
立法机构或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比行政机构或少数人的暴政不严酷，这一点源自定义2，也就是源自麦迪逊本人对暴政的明确定义。这两种暴政同样都不合意。因此：“我们共和国的奠立者……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由篡夺立法权所带来的危险，这种篡夺通过把所有的权力聚集在同一些人手中，必定会导致同样的暴政，如同篡夺行政权所带来的危害一样。”麦迪逊通过援引杰佛逊来坚持他的立场，杰佛逊在其《弗吉尼亚札记》中已经说过：“173个专制君主，的确会像一个暴君那样暴虐无道。……选举型专制主义，并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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