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意义。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立足点在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要把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各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竞争，本质上是各国市场有效性的竞争。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培育市场的任务更为紧迫和繁重。强调市场起作用，并不否认政府起作用，但要求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有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是“亲市场”的，要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的有效性反映了政府的有效性；政府是否有效率，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市场的有效性作出评估。
在不同国家，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因国情不同，可以有很大差异。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不仅要维护市场，而且要参与“培育”市场。这是因为存在着几个构成中国特定国情的重要因素。
首先，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劳动力仍在农业领域。与此同时，又面临着信息化的机遇和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发育不能不受到工业化水平的制约，政府在培育市场和加速工业化方面承担着双重任务，这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有显著差别的。
其次，中国作为幅员辽阔、人口居世界首位的大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获得了较快发展，但地区间差距，尤其是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并未缩小，反而还有所扩大。与之相联系，各地市场发育、社会组织结构、人员素质乃至文化传统都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方面承担着繁重的责任，这在世界各国中也是相当独特的。
再次，尽管中国的经济转轨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一进程尚未完成。经济转轨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大幅度减少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依托政府发挥某些特殊作用，如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
显而易见，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以上几个背景性因素确实要求中国政府发挥更多作用，而不仅仅局限于弥补市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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