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情要一以贯之,开始时谨慎从之,直到结束时也丝毫不能懈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有外敌侵略之时,一般都能充分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全力以赴投人抗击侵略者的斗争。而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忘记战略而导致国家受难的例子并不鲜见。
吴王出兵伐越,大军围住会稽,越王勾践采纳了范蠡、文种的“求和”建议。吴王夫差停止了进攻,答应了勾践的要求。伍子胥听说越国人求和,赶紧去劝夫差不要答应。夫差加以拒绝,很客气地对他说:“相国先上后边歇息一下吧!”伍子胥唉声叹气地出来了,碰见了大夫孙雄,对他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的功夫就能把吴国灭了!”孙雄冲他笑了笑,有点不相信。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应验了伍子胥的预言。
倘若夫差能够在大胜越王勾践后居安思危,随时警惕可能出现的危险,采纳伍子胥的建议,那么那一段历史定将改写。
唐玄宗即位初期,任用贤臣,实行利国利民的方略,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局面,把唐王朝推向了鼎盛时期。但在他统治后期,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资治通鉴·通纪三十二》)穷奢极欲,“承平日久,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军备松弛,为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乱提供了可乘之机。天宝14年(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等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不到半年,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继失陷,平定叛乱的战争达七年之久,唐王朝元气大伤,走向衰落。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便是唐玄宗缺乏居安思危的谋略,除此以外,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古罗马在强盛时期,它的居民有一种为保卫祖国而尚武、任勇的传统。后来,外患解除了,生活安定了,罗马人不再以服兵役为光荣,而用雇佣兵保卫国家,强盛的罗马也就不可避免地衰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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