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迈入耄耋之年的阎海棠委托儿子张晓锋在网上发帖，寻找父亲阎自明的墓地。阎自明1941年牺牲在中条山战役中，时年29岁。但是，父亲阎自明牺牲的具体地点，当年牺牲的情景，阎海棠都不知道，她的母亲只是在70年前，接到了国民政府送给的一张《牺牲通知书》。
阎自明曾经上过中学，在部队里应该是军官。阎海棠说，父亲阎自明牺牲前曾经回过老家一趟，只喝了一碗水就又离开了，他告诉阎海棠说：“战事紧急。”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阎自明的家庭地址是：河南省偃师市城关镇东寺庄村。
杨超志是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道东村人，芮城县就在中条山腹地。当年十七路军的一个骑兵连驻扎在这座村庄里，和村民相处很好。1939年“六六血战”时，骑兵连的赵连副牺牲在村外的小南沟里，村民们将他的遗体抬回村中，商量后决定掩埋在邻村。那天，抬棺上路时，突然绳索断了，村民们都说：“赵连副不愿意离开咱们村。”他们就将赵连副抬到了村旁一眼废弃的土窑里，将窑门封住，等着赵连副的家人来到道东村搬走遗骨。
多年后，来了两个外地人，他们说是赵连副的家人，恭恭敬敬地带走了遗骨，道东村全村人将他们送出了很远。
几年前，又有一个人来到了道东村，说自己是赵连副的儿子，他从当年与赵连副并肩作战的陆连副的口中知道了父亲掩埋在道东村，这次是来搬走父亲赵连副的遗骨。村里人告诉他赵连副的遗骨早就被人认领搬走了，不知道搬到了哪里。来人听说后，跪在地上大哭，后来烧香磕头，放了一挂鞭炮，就流着眼泪无奈离开。
杨超志说：“我们全村人都感到对不起赵连副，当年十七路军在中条山牺牲的人太多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个赵连副。”
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有一块“后死碑”，石碑上镌刻着28名抗日烈士的姓名和籍贯。
西郑村的柴昌老人说，这28名烈士都在一个营里。有一年，驻扎在西郑村的一营战士正在吃早饭，突然听说鬼子来了，战士们放下碗筷就拿着枪冲了出去。天黑后，鬼子被击退了，这28名战士也倒下了。因为战事紧急，营长将这28名战士掩埋在村外的壕沟后，又奔赴了战场。一月后，战事稍缓，营长又来到了西郑村，第二次安葬战友，给每位烈士买了一口棺材，在每口棺材里放了一块青砖，青砖上用刺刀刻着这名烈士的姓名、籍贯、年龄、军衔。随后，营长又找到石匠，用一块青石刻成了“后死碑”。
这28名烈士中，有24名是陕西籍，其余四人籍贯分别是河北、山东、甘肃和山西。
这些烈士有后代吗？后代知道他们掩埋在哪里吗？
西北大学教授张恒等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呼吁寻找这些烈士的后代。于是，秦晋两地开始携手寻亲。两年来，张恒按照石碑上民国时代的地址，行程3000公里，终于找到了20名烈士的家人和后代。70年来，这20名烈士的家人和后代一直在苦苦寻找亲人的下落，他们只知道亲人奔赴抗日战场，此后杳无音讯，没想到亲人牺牲在山西的中条山中。
张恒说，那天，20位烈士的亲人一同来到西郑村的“后死碑”祭奠，所有人都哭了，有的哭喊：“爸呀，咱一块回去啊。”有的哭着说：“哥呀，妈到临死都等着你回家。”
杨春生是山西省芮城县大沟南村人，她的父亲杨继周在中条山保卫战中救护过一名中国士兵，这名士兵叫陈志清。
当年，一场恶战过后，十七路军弹尽粮绝，面对蜂拥而上机枪扫射的日军，中国军队的士兵们一步步退到了黄河岸边，他们宁肯跳入浊浪翻滚的黄河，也不愿投降日军。
一天，杨继周在黄河岸边割草时，看到草丛中躺着一名中国战士，全身浴血。这就是陈志清，他从悬崖上往下跳时，落在了草丛中。
在这次战役中，陈志清所在的团伤亡大半，剩下的二三百名战士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陈志清看到有两个战士，一老一少的父子兵，手拉着手跪在了悬崖上，面朝着黄河那边陕西的方向，连着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跳了下去。日军涌了上来，陈志清也纵身跳落悬崖，被摔昏了。他就这样躺了一天一夜，等来了杨继周。
杨继周告诉陈志清说：“日本人在到处搜山哩，你得赶紧离开这里。”杨继周扶着陈志清到黄河岸边洗了脸，又把自己的衣服换给陈志清，把陈志清脱下的军装放在河水中顺流飘走，最后，把自己怀里揣着的两个馍馍给了陈志清。
杨继周和陈志清互相留了姓名后，陈志清对着杨继周跪了下去，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然后，就离开了。杨继周躲在草丛中，一直到天黑，才穿着裤衩回到村中。
杨春生说：“这些年来，父亲总给我们讲，那个名叫陈志清的陕西兵，不知道以后活着没有，父亲到临死前都牵挂着这个陕西兵。”
那天，陈志清穿着杨继周的衣服沿着黄河西岸行走，走到天黑后，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以后他就跟着这支中国军队打鬼子。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家中，娶妻生子，儿子叫陈忠岳。
陈忠岳上小学的时候，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看到全村召开批斗大会，父亲陈志清被五花大绑，站在高台上，弯腰屈膝，身后是两名红卫兵。陈志清一看到儿子，脸色大变，极为悲戚。多年后，陈忠岳回忆起此事，泣不成声，说：“我能想到我父亲当时的心情，一个父亲最大的耻辱，就是在儿子面前出丑。”
陈志清一直没有告诉儿子陈忠岳自己当年抗战的经历。直到临终时，他才把儿子叫到身边，说起当年在山西省中条山抗日的情景，他说：“我的救命恩人在山西芮城，名叫杨继周，这些年一直想去找，不敢去找，害怕给他家带来灾难。”
陈志清去世后，因为家庭困难，陈忠岳不能前去山西芮城，他多次托人在芮城打听一个叫杨继周的老人，可惜都没有消息。因为这时候，杨继周已经去世了。
2006年，距离杨继周和陈志清去世都已经十多年了。一天，西北大学教授张恒、陕西农民作家张君祥等人寻访当年十七路军跳黄河的地方，来到了大沟南村。杨继周的女儿杨春生看到他们车子上有“寻访十七路军”的字样，就给了他们每人一个苹果。他们拿着苹果，感到不解。杨春生说：“苹果不是卖给你们的，是送给你们吃的。”然后，杨春生就说了父亲杨继周曾经救过一个名叫陈志清的十七路军战士的情景。
张君祥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了朋友陈忠岳曾经讲过的一件事情：陈忠岳的父亲陈志清曾经在芮城黄河岸边被一名村民救了。但是，救人的是不是眼前这位农妇的父亲，张君祥和张恒都不敢确定。
回到西安后，张恒和张君祥找到了陈志清的儿子陈忠岳，说起了在芮城县的奇遇。陈忠岳激动万分，很快就和张恒、张君祥一起来到大沟南村。
陈忠岳和杨春生见面后，说起了父亲们当年见面的情景，分别时的留言，两人所说的一模一样。六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们跪在地上，告慰父亲，放声大哭。张恒说，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泪流满面。
现在，陈忠岳家和杨春生家结为了亲戚，人世间最好的亲戚。
这是中条山保卫战后发生的一幕幕感人的故事。
然而，中条山保卫战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战役？十七路军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第一章陕西军东征
第一节陕西每县都有数百人战死疆场
人们只知道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只知道十九路军的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而不知道1938年到1941年在山西黄河岸边中条山同样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七路军，不知道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因为十九路军的抗日事件写进了历史课本，而十七路军的抗战事迹湮没在了民间。
十七路军，是一支异常神勇的部队。因为和同一条战线上抗战的八路军联系紧密，军中又有众多的共产党员，老百姓称十七路军为“七路半”；因为他们依托中条山顽强阻击日军，连战连捷，国民政府称十七路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因为日军无法占据中条山，进而渡过黄河，侵占西北，日军称十七路军为“盲肠炎”。
十七路军，就是西安事变后经过改编的杨虎城的部队，也是我的家乡陕西的部队。
可是，我了解十七路军，了解中条山保卫战，已经到了工作之后。
十多年前，在我还没有做流浪记者的时候，我是一名文学青年。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普遍有着浪漫情怀和报国热忱，对文学和生活有着一种神圣的感情，总感觉自己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每个文学青年都像教徒对宗教一样虔诚，为了文学会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时候，我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像一只笨拙的大鸟，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飞翔在关中平原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上，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或者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至今还记得，在一次听陈忠实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说到了他对陕西各地县志的关注，他说《白鹿原》中一个名叫小娥的人物，就是从县志中得到的灵感。每本县志中都有一章《烈女传》，专门记录那些为了贞洁而守身如玉的女子，还有为了丈夫甘愿殉葬的女子。但是这些女子都没有名字，她们在县志中的符号是“王氏、李氏、张氏、赵氏……”她们的面容在那些发黄的志书中模糊不清，并渐渐被人们遗忘。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县志中一定有很多故事。因此，我每到一地，就想方设法寻找县志进行阅读。在县志中，我看到了很多烈女的事迹，这些事迹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瞠目结舌。
我现在还记得一本县志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氏，刚结婚第二天，丈夫就离世，此后终身不嫁。曾有邻居一男子妄图轻薄，拉了她的手腕一把。她回家后用快刀砍断手腕，血流不止身亡。死后，县令命修建牌坊一座，彰显她的高风亮节。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没有受到感动，我只感到不寒而栗。
我到过关中平原的很多地方：黄陵、长安、三原、蓝田、临潼、华阴、华县、潼关、大荔、合阳、韩城、蒲城……也翻阅过这些地方的县志。我在县志的最后几页，总能看到一长串姓名，每个名字的后面都有“死于中条山保卫战”几个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这场战役的记载。这场战役留给我的印象是异常惨烈悲壮，即使按照县志上的不完全统计，每个县城死于这次战役的都有几百人，而关中平原就有上万人。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伤亡？
有一年，我在渭南塬上寻访到一位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的老兵，他姓关，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现在已经去世多年了。
渭南塬是秦岭的一条余脉。秦岭像一条蜈蚣一样，它西起甘肃，爬过陕西，来到河南，它伸出的无数爪脚就是它的余脉。渭南塬上有好几个乡镇的人居住。
当时我还没有把中条山保卫战写下来的想法，只是出于好奇才向老人打听这场死伤惨重的战役。老人说，陕西军在中条山打了三年，日本人用了三年时间也没有攻下中条山。
中条山是中国军队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中条山，中国黄河以北就全部沦陷。
老人所说基本正确，后来我查找资料得知，当年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部署了
十几万军队，其中的主力就是陕西军。而这支陕西军，就是杨虎城留下的西北军。
西安事变后，那支镇守陕西的西北军去了哪里？
他们去了中条山前线。
杨虎城的名字，是和西安事变连在一起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了南京；杨虎城留在了西安，被解职。陕西军由孙蔚如将军统领。孙蔚如是一员抗日虎将，他身高一米九以上，膀大腰圆，孔武有力，是一名典型的关西大汉。接下来我会重点写到孙蔚如将军和他那些能征惯战的部下。
杨虎城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我曾经去过那里，那里是远近闻名的鞭炮之乡，那里人的性格也像炸药一样一点就着，爱憎分明，快意恩仇。就是这样一块土壤养育了杨虎城这样的人。
陕西人把侠客不叫侠客，而叫刀客；陕西人把土匪也不叫土匪，还叫刀客。而杨虎城就是一个刀客。关中这块地方不但盛产小麦，还盛产刀客。关中刀客是和油糕、棍棍面一样成为关中平原的名牌产品。
蒲城的人都说，杨虎城胆子大得很，又有计谋，从小就看出了和别人不一样。
杨虎城出生在穷人家庭，从小饱受磨难。他和后来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不一样，张家公子尽管出生在东北一辆马车上，但是随着父亲张作霖职务的不断升迁，他的荣华富贵也就接踵而来，养尊处优的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卓绝。当张学良把心思都用在怎么玩乐的时候，杨虎城的心思全用在了怎么填饱肚子上。
杨虎城12岁那年，父亲去蒲城县城赶庙会，母亲在家患急病，杨虎城一路奔跑去找父亲。到了集市上，看到人山人海，哪里能够找到父亲，怎么办？小小的孩子看到路边有一个旗杆，就像猴子一样“哧溜哧溜”地爬上去，爬到高处后还手搭凉棚四处观望。庙会上的人都围聚过来，纷纷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爬这么高，多危险啊！杨虎城的父亲也来到旗杆下，看到了他。就这样，杨虎城找到了父亲。
杨虎城15岁那年，父亲因为参加哥老会被抓。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从长江沿岸波及黄河两岸。父亲被押解到了省城西安后，杨虎城一路乞讨，来到西安一家饭店打杂，每天都把节省下的一碗饭端进监狱，送给父亲。两个月后，父亲被执行绞刑，杨虎城又用自己两个月的打工钱，买了一辆独轮车，载着父亲推回家乡。从省城西安到渭北的蒲城，路程长达二三百里，杨虎城硬是推着独轮车一路“吱吱扭扭”地回到了家乡。
杨虎城16岁那年，蒲城县孙镇成立了孝义会，这是由七户农民组成的民间组织，宗旨在于互相帮助，扶贫济困。敢作敢当、智勇双全的杨虎城成为了孝义会的首领。几个月后，这个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了上百人。但是这时候，杨虎城还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少年。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的浪潮也席卷了西北，当时陕西有一支秦陇复汉军，杨虎城带着100人的队伍加入了这支武装，与清兵作战。
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乱得不能再乱了，你方唱罢我登台，争权夺利名利场，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战场变成了官场。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军队了，秦陇复汉军被解散，杨虎城带着子弟兵又回到了渭北，面朝黄土背朝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起凶杀案，杨虎城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农民。
杨虎城21岁那年，渭北出了一个名叫李桢的人。李桢是前清武秀才，会两下拳脚功夫，纵横乡里，无恶不作。李家在渭北势力很大，有一支私人武装，又与官府往来密切。用今天的话来说，李桢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李桢当年是渭北的老虎，李桢一出门，人们就纷纷躲避。
当年的“黑社会”就是这样的，都是一方恶霸，走路都像螃蟹一样横着行；现在的“黑社会”老大都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把自己装扮得像个贪官；而贪官则吃喝嫖赌，一脸恶相，随意抓人打人，又像是“黑社会”。
那时候，李桢经常带着一帮子打手下乡，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打，看到交不起租的人就打。很多人都挨过李桢的拳脚，他们没办法，就找到杨虎城。杨虎城曾经看到过李桢把一个农民吊在树上打死了，他早就看不惯李桢这一套，决心为民除害。
这时候的杨虎城就和《水浒传》中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一样，匡扶正义，除暴安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石秀一刀砍翻淫和尚。《水浒传》之所以能够流传几百年，而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一直盼望的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杨虎城要为民除害，干掉李秀才。
杨虎城干掉李桢的故事在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杨虎城没有枪，就向别人借了一把马拐子，这是陕西人口中的短把步枪，是骑兵用的，可以一只手使用。杨虎城把枪揣在怀里，去找李桢。有人说李桢在一家粮店里催债，杨虎城就找到了这家粮店。李桢手下的打手在粮店门口拦住了杨虎城，问他干什么，杨虎城不动声色地说：“给李秀才送信。”打手就放杨虎城进去。杨虎城走进粮店后院里，看到有两个人躺在炕上吸大烟，他就问：“哪一位是李秀才？我送信给他。”李桢毫无防备，站了起来说：“我就是。”杨虎城从衣服里摸着摸着，没有摸出信件，却摸出一杆枪，一枪就把李秀才撂倒了。然后，杨虎城在人们惊恐的目光中扬长而去，这就像武侠小说中常常写到的剑客一样，收剑入鞘，飘然远去。
打死了李桢，官府就捉拿杨虎城，杨虎城干脆组织起了一队刀客，杀富济贫，来往于渭北，让官府惊恐。这批刀客有100人，这100人以后成为陕西军的中坚力量，无论是杨虎城落魄还是风光，这些老弟兄都没有离开他。陕西人讲义气的特点在这些刀客身上充分体现了。
官府围剿了“关中刀客”几次，都惨遭失败，后来采取安抚政策，收编他们为民团，杨虎城想到做刀客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接受了改编，后加入了陕西护国军。
这一时期，贺龙在湘西拎着两把菜刀砍翻了盐税局的公务员，拉起了一支队伍，也接受了改编，加入了湖南护国军；刘伯承在四川部队里当上了连长，也加入了四川护国军；而彭德怀也像杨虎城一样，打死了一个地方恶霸，正在躲避官府的追捕。
各地的护国军，打的都是袁世凯的军队，因为袁世凯要称帝。
这时候，孙蔚如、赵寿山都在杨虎城手下任职。孙蔚如和赵寿山以后都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大显身手，建立殊勋。
孙蔚如是西安市长安县人，赵寿山是西安市户县人，两人都毕业于当时西安的陆军测绘学校，他们都在杨虎城手下，从下级军官做起，以后成为了集团军司令。
第七节战俘的悲惨命运
如果违反了，棍棒就会像雨点一样落在背上。郭基羚说，日军对战俘的体罚方式，简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战俘营里，朱永祥就属于那种体格好的人。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和郭基羚在一个战俘营里，也没有遇到一个喜欢吃人心的恶魔看守。然而，他的遭遇照样很悲惨。
当年5月，和朱永祥一起被日军俘虏的有40多人，他们先被日军关在运城十多天，然后坐着闷罐子火车来到太原。火车在路上走了一天，这一天里，他们没有吃没有喝，连厕所也不让上。每节车厢里装120人，密不透风，异常闷热，夏季的太阳照在铁皮车厢上，车厢里的温度高达五六十度，等到到了太原，车厢里有四名俘虏死了。
在太原工程队，战俘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只有一小勺子米饭，米饭已经发霉了，散发着馊味和臭味；每天只能喝一次水，每次只给一小碗水。隔三天才能吃一次菜，菜也是那种腐烂的菜叶，没有盐也没有油。到了冬天，也不给战俘发棉衣，你进来的时候穿着什么，以后还穿什么。日军根本就没有把战俘当人看待。
在战俘营里，朱永祥每天都能看到十个以上的人死亡。每天早晨，体格强壮的朱永祥，就被日军指定抬死尸，抬到东城墙根预先挖好的壕沟里，然后掩埋。每个壕沟埋六七十具死尸。
日军看守还经常对战俘耍花招，看到谁不顺眼，就说谁有病，需要治疗，命令这个战俘走到室外，日军给他注射一种战俘们不知道名字的针剂，本来没有疾病的很健康的人，几分钟后就会死亡。朱永祥亲眼看到他所在的班里，有两名战俘就是被日军注射了毒针而死亡的。
日军还对战俘营中身体强壮的青年进行抽血，他们定期将这些战俘拉到日军的医院里，每次都抽取很多血液，每20天抽取一次，直至将战俘的身体彻底抽垮。朱永祥就曾经被抽过三次血。战俘体内的血液被抽干后，变得奄奄一息，日军才不再抽血。而这样的战俘，能够活下来的很少。
朱永祥在太原集中营被关押了三个月，抽血三次后，日军就将他和其余的400人拉到北门外去修飞机场。在修飞机场的过程中，有两名战俘逃跑，被日军抓回，日军看守当着所有战俘的面，让狼狗将他们咬得浑身流血，然后绑在木柱上，让新兵用刺刀捅死了他们，借此锻炼新兵的胆量。
日军每次杀害战俘的时候，还迫使周围的老百姓观看，以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当时，被关押在太原工程队中的战俘有15000名左右，有中央军的，有晋绥军的，也有八路军的，这些战俘每天都遭受非人的折磨。
战俘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日军送往各地充当苦力。其中向阳泉煤矿送过两次，大约有400人；向东北送过五六次，共有6000余人；向唐山煤矿送了800人；向井陉煤矿送了800人……除此而外，日军还强迫这些战俘给他们充当炮灰，编入皇协军，每逢作战和通过危险地域，比如要穿过地雷阵，就强迫皇协军走在前面。
每一个战俘，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
1942年8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中，曾有一篇关于太原工程队的回忆文章，作者是赵培宪。《新华日报》当年是共产党创办的报纸。
在战俘营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每天下午二时，是一天之中最燥热的时候，日军就强迫战俘站立在水泥地板上暴晒，有的人脊背上被晒出了一层皮，有的人被晒死了，还有些人被晒昏了，而晒昏了的人，会遭到日军棍棒和鞭子的毒打，强迫他再站起来。最后，晒昏的人不是被晒死，就是被打死。
日军还把八路军战俘当成了活靶子。
7月20日，日军把赵培宪等20个人集中在一起，从战俘营向一座坟场的树林走去。此前，日军已经多次把战俘拉到坟场边的树林里杀害，每天80个人，分成四组，每组20人，进行杀害。
这天，赵培宪被安排在第三组。
赵培宪亲眼看到日军将前两组战俘的衣服剥去，背捆着双手，排成一字队形，20个日军端着刺刀，刺向战俘们的胸脯和心脏。战俘们在临死前怒视着日军，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两组战俘倒在了日军的刺刀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和荒草。
就在日军走向第三组战俘的时候，赵培宪转身就跑，他跳下土崖，奔过深沟，一直不回头地拼命奔逃，终于逃脱了。后来，赵培宪找到了队伍，又开始与日寇作战。赵培宪解放后担任云南省蒙自地委书记和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务。
日本人住冈义当年是太原工程队的军官，他在1956年5月31日写过一份供状，里面详细写到了杀害中国战俘的情况。当年，住冈义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机关枪教育队少尉教官，他在供述状中写道：
……对各中队的新兵实施刺杀活肉靶检阅时，我以安尾大队长辅佐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在各队教官的指挥下，越220名新兵参加。根据大队长的命令，大队教育主任小池中尉从太原市小东门第一军工程队带来的俘虏（大部分是八路军战士、干部、学生，一部分是抗日军的战士），越220名，每人刺杀一名，尸体弃之于杀人的赛马场内的东边沟里。
这次屠杀是根据当天来视察检阅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津田守弥少将的命令实施的，旅团长津田少将对旅团所属大队在昭和16年（1941年）征集的现役兵的教育方针是：为把这批新兵作为旅团的骨干，要彻底地对他们进行作战警备训练，以达到老兵的水平……并对大队长安尾大佐训示：要以活着的中国人做教育材料，进行试胆锻炼为方针……
各教官进行准备，于检阅的日期集中于指定的地点太原，实施每个检阅科目。检阅课中的刺杀假设敌就将中国人作为活肉靶进行检阅。就在检阅之时，有一名俘虏从刺杀场逃跑了，经过东山孟家井逃到解放区，以后于当年秋，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这一罪行。
住冈义供述状中所写的这名逃跑的俘虏，应该就是赵培宪吧。然而，尽管日本人用战俘作为活肉靶的罪行被公之于众，然而，他们并没有收敛。住冈义继续写道：
1942年8月2日前后，我根据大队的检阅计划表，指挥机关枪班约70名，把小池中尉由小东门第一军工程队带来的八路军、年轻的抗日大学生及一部分病人俘虏约70名（其中约50名妇女），当作教育材料将其刺杀。当时大部分的妇女在刺杀前，都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于此次检阅期间，各教官、助教及340名新兵，共杀害了约340名俘虏。
日军把中国战俘，更多的是八路军战俘当成了活肉靶，肆意刺杀，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比这更残忍的强盗。这几年，熟悉抗战历史的人，都在谈论一个叫做汤浅谦的日本人，这个晚年良心发现的日本人，写了一封自悔书，承认自己当年在太原工程队从事过人体解剖试验，而且从事过八次人体解剖。而他解剖的是，是活生生的中国人。
汤浅谦这样写道：
走进手术室，里面有院长、护士和见习医生。一会儿，从外面推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长得很健壮，可能就是平时常说的八路军吧。他一点没有恐惧的样子，怒目注视着我们，然后毫不畏惧地上了手术台。尽管打了麻药，但那毕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所谓的“解剖实习”中，我们把他好端端的阑尾切掉，把肠子剪断再缝上，再剪断再缝上，来回好几次。还有的医生把他的胳膊截断再缝上……一开始我给别人打下手，但后来的气管切开手术，我是主刀医生。
而那些用作人体试验的战俘，或者在手术中或者在手术后就死亡了，日军将他们掩埋在医院附近的土坑里。日军的暴行，超越了人类的忍受期限。日军的罪恶，中华民族永远都要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日军的罪恶，是为了让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尾声
1941年5月，留在中条山的中国军队被日军战败，一部分牺牲，他们至今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一部分逃过了黄河，盼望着能够打过黄河以北来；一部分做了战俘，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
而一直到抗战胜利，中国军队都没有打过黄河以北。
1941年5月，尽管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却再也无力进入西北了。
那支在中条山中坚守了两年半，挫败了日军11次进攻的第四集团军，他们此后的命运如何？
第四集团军渡过黄河后，驻扎在河南偃师、汜水、巩县、广武一带，担任河防，阻击日军渡过黄河。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后，曾派出一支部队从邙山偷渡，被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击败。
邙山位于洛阳市北，黄河南岸，系秦岭山余脉，为洛阳的天然屏障。传说这里风水极好，所以成了东都洛阳历朝历代的官家墓地，邙山上已无一块卧牛之地。民间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谚语，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这样写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置处。”白居易的《浩歌行》中也这样写：
“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
唐代的邙山都已经没有掩埋之地，更何况现在。
想来，当年三十八军在邙山上抗击日军的时候，高耸嵯峨的墓碑和高高隆起的墓茔，是天然的防御工事。
在河南，第四集团军依旧开办干部培训班。
在一次培训班上，孙蔚如向学员们讲起了当年替杨虎城守法的事情。卢沟桥事变后，孙蔚如两次面见蒋介石，愿意替杨虎城守法，让杨虎城出来指挥陕西军作战。他恳求蒋介石说，双十二事变，杨虎城是出于爱国的目的，出于对日寇的愤慨，“论带兵，我是书生；论打仗，杨先生比我强得多，为了国家民族，请委员长三思”。
然而，蒋介石没有同意。
孙蔚如文武全才，他的书法、诗词都造诣极深，而且非常讲义气，看淡名利，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以，陕西军从上到下，都非常敬重孙蔚如。将士一心，同仇敌忾，这也就是陕西军能够打胜仗的原因。
1943年，统帅部又将三十八军从邙山一带调离，调来汤恩伯部队在邙山坚守。
1944年4月19日夜晚，日军突破了邙山阵地，汤恩伯的85军一路溃败，日军接着用主力步兵两个师团、装甲第三师团之一个旅团，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攻击。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坚守左翼阵地，路云亭营坚守虎牢关据点，日军前锋部队攻击七天七夜，援兵增至两个联队，依然无法攻破虎牢关天堑。后，日军被迫采用迂回战术，占领了西十里铺，截断了虎牢关与大本营的联系，虎牢关守军弹尽粮绝，弹药难以为继，便趁夜色撤出了虎牢关，而日军在虎牢关也丢下了近千具尸体。
仅仅一个虎牢关，就让日军攻打了七天七夜，付出了千个士兵死亡的代价。从1940年撤离中条山到1944年虎牢关战斗，时隔四年，日军又见识了杂牌军陕西军的强悍战斗力。这支由陕西冷娃组成的军队，打起仗来从来都不要命，有一股二杆子劲，日军在这些二杆子面前感到畏惧。1944年的陕西军，都是从中条山血战中杀出的威武之师，他们在坚守黄河南岸时，几乎没有什么大仗，所以也没有多少伤亡，这些士兵都是当年那些在中条山中与早期日军血拼的老兵；而日军就不同了，1944年的日军，兵力已经严重不足，敌后战场上的很多日军都是新兵，这些没有打过大仗的新兵，战斗力是非常孱弱的，怎么能与在中条山中血战了多年的陕西军老兵一对一地较量？
日军在陕西军坚守的阵地上吃了大亏，便改变部署，派一部分兵力牵制陕西军，主力用来进攻汤恩伯阵地。
孙蔚如的军队是杂牌军，汤恩伯的军队是中央军，日军先前以为陕西军比中央军好打，没想到在陕西军面前丢盔弃甲，醒悟过来后，这才将主力用来攻打中央军。汤恩伯的中央军阵地像豆腐渣工程一样，让日军轻易就攻破了，然后，日军接连攻陷密县、襄城、许昌、临汝、宜阳等地，直逼龙门。
龙门陷落后，统帅部又命第四集团军向洛阳以北的邙山挺进；第四集团军向邙山行进一天，统帅部又命反攻汜水；向着汜水行走一天，统帅部又命向偃师进攻；长途奔袭来到偃师，刚与日军交战，统帅部的命令又来了，这次是要求第四集团军到新安西南地区。
第四集团军的战报中这样写道：“数万大军进退如此轻忽，统帅部之企图令人无测。”
一场这么大的战役，统帅部朝令夕改，忽左忽右，这和当年中条山战役如出一辙，统帅部坐在大后方，对着地图发号施令，哪里懂得前方将士是如何拼杀的？是如何浴血奋战的？
纵然这样，第四集团军仍旧在洛阳地区打了好几个伏击战，广大民众送军粮、抬担架、运弹药，异常积极。当地武装聂玉堂、聂振寰还带来几百人枪，帮助第四集团军作战。而豫西别处，民众一看到汤恩伯的军队，就逃跑一空，中央军想找人带路询问，连一个人也找不到。豫西战役失败后，中央军各指挥官向重庆方面抱怨：豫西民风剽悍，袭击中央军，帮助日军，是非不分。而河南参议会则回电：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此纪律不良有以致之，自己战败岂能委过于人民？
整个豫西战役中，日军在第四集团军面前都没有占到便宜。当时，日军的广播中也有“与彼第四集团军作战，未能击破主力”之语。日军还在广播中讽刺汤恩伯的军队说：日本人在国际间赛跑从不落后，此次与汤恩伯作战，却是望尘莫及。日军的这句话是讥讽汤恩伯的军队一打仗就转身狂奔，日本人撵都撵不上。
1945年7月，孙蔚如被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他带着张境白的警卫团先行赴任，赵寿山的三十八军随后开进。孙蔚如上任后，立即布置进攻宜昌，突然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三十八军便停止开进。
这时候，第六战区秘书长是连瑞琦。我小时候曾经多次见到过连瑞琦，他每天下午从山沟里走上来，腰杆笔直，昂头挺胸，完全一副军人的姿势。我只听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大官，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去世后，才知道他有过非常显赫的经历。可惜，那时候我太小，没有采访他。
日本投降后，孙蔚如任武汉战区受降主官，接受冈部直三郎大将第六方面军的投降。李兴中任第四集团军司令，接受郑州日军投降；赵寿山任第三集团军司令，驻扎甘肃武威，保障甘南新疆交通要道的畅通。
孙蔚如和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军长胡琏关系很好。胡琏也是陕西人，陕西人极为看重本土情谊。孙蔚如有一位陕西厨师，陕西饭做得很好，胡琏每周都会来到孙蔚如公馆吃午饭，每次吃完饭都要谈论很久，经常还会吵起来，因为两人政见不同。但是吵归吵，吵完了还是好朋友，有时候胡琏吃完了晚饭才离开。胡琏来的时候，孙蔚如列举了蒋介石反动独裁、日本投降后接收大员贪污腐化等丑事丑闻，劝胡琏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要给自己留有余地。胡琏认为孙蔚如分析有道理，但同时又说他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栽培之恩，不能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也不会出卖朋友，对两人之间说过的话严守秘密。
1946年，第六战区撤销，成立武汉行营，程潜为主任，孙蔚如为副主任，实际已经被完全架空，他每天除了去办公室转一圈，其余时间以与随从下棋打发时光。1947年，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白崇禧任总司令，总揽一切大权，程潜与白崇禧矛盾激化。1948年，蒋介石撤销武汉行营，成立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任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孙蔚如被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淮海战役时，胡琏受伤，孙蔚如派人前去上海医院探望。胡琏伤愈后，也前来拜访孙蔚如表示感谢，并对孙蔚如的远见卓识深表钦佩。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高官要员纷纷前往台湾，胡琏来与孙蔚如告别，孙蔚如明确表示，他不去台湾。胡琏问孙蔚如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孙蔚如说：“有两名部下想去台湾，你带上一起去。”胡琏就将两人带走了。
全国解放后，陈毅探望孙蔚如，并传达周恩来指示，邀请孙蔚如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与此同时，二野特种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也来探望孙蔚如，孙蔚如让身边工作人员跟着孔从洲一起走，他说：
“跟着我没有出息，跟着孔副司令员多学习，学会本事，共产党是靠本事吃饭的。”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去世。
说完了孙蔚如，再说说赵寿山。
1946年，内战爆发后，赵寿山以出国考察的名义，脱离了国民党控制。1947年，他宣布起义，进入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赵寿山先后担任青海省主席和陕西省省长等职务。
1956年6月20日，赵寿山在北京逝世。
李兴中在孙蔚如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接任第四集团军司令。之后，第四集团军番号撤销，李兴中被闲置。内战开始，李兴中不愿意打内战。1947年初，陈诚曾约李兴中来到南京，询问他的想法，李兴中说：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情，我不干。随即卸职去了上海，不愿再在军队中干。后来，李兴中经于右任提名，担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化名在《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反对内战的文章。全国解放后，李兴中来到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不久，出任河北省交通厅厅长、民革中央委员等。1962年7月24日，李兴中去世。
孔从洲很早就与地下党有联系，抗战时期，考虑到统一战线，一直没有率部起义。抗战结束后，孔从洲担任郑州洛阳警备司令。1946年5月，孔从洲在河南巩县起义。1946年9月，孔从洲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后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孔从洲授中将军衔，先后担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军委炮兵副司令、炮兵学院院长等职。1959年，孔从洲第二子孔令华与毛泽东之女李敏结婚。1991年6月7日，孔从洲逝世。
李振西在第四集团军移师河南后，担任一七七师师长。孔从洲在巩县起义时，李振西奉命追赶孔从洲。1949年，李振西在四川茂县率部起义。解放后，李振西被判入狱14年，后平反，担任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高桂滋在中条山战役后，率领十七军移防河南渑池，重整军队，救助难民，为豫西民众所称赞。
抗战胜利后，高桂滋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内战爆发，高桂滋不愿打内战，曾将胡宗南围堵解放军中原军区的计划，和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秘密告诉地下党员，并想尽千方百计，推迟了进攻延安的时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曾想让高桂滋担任前线总指挥，被他拒绝。
全国解放前夕，身在重庆的高桂滋为了逃避去台湾，躲在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医院里，直至重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桂滋先后担任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又担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1月6日，高桂滋去世。
李家钰，生于四川蒲江，在川军中累功升至四十七军军长。1937年9月，抗战仅开始两个月，李家钰就率领18000人从西昌出发，单衣草鞋，行程4000公里，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在驻防长治期间，与八路军联合抵抗日军。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途径长治，李家钰邀请刘伯承为营以上军官讲解游击战。
1938年春，李家钰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作战，在东阳关战斗中，重创日军一○八师团一○四旅团一部，自己也伤亡惨重，仅营长就牺牲四名。当地百姓在东阳关修建“川军抗日死难纪念碑”。
1939年冬，李家钰升任三十六集团军司令，统辖第十四、十七、四十七三个军的兵力。后，李家钰率部担任黄河防务，在日军占领中条山后，李家钰多次派部队渡河北击日军。四川慰问团曾来河南灵宝县李家钰驻地劳军，李家钰手书“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以明志。
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中会战，相继占领郑州、许昌、洛阳等地，第一战区各部西撤，李家钰担任后卫阻击。5月21日，李家钰在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到日军围攻，力战身亡。
在抗战时期，中国有两个集团军司令阵亡，一个是张自忠，一个是李家钰。
……
展开
毛泽东曾说中条山的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蒋介石则把这场战役视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为何国共两党的领袖都对这场战役如此地痛心疾首？而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役？
——陈忠实（著名作家、前中国作协主席），萨苏（畅销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