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尼古拉斯·泰勒（C．Nicholas Taylor），新西兰坎特伯雷市泰勒贝恩斯及伙伴机构（Taylor Baines and Associates）的主任和负责人；曾担任过林肯大学资源管理中心的高级研究官员。他是众多资源管理领域做研究、咨询和培训的领军人物。
　　C.霍布森·布莱恩（C.Hobson Bryan），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地理系教授；曾是美国林务局社会影响评估的项目领导人，新西兰福布莱特（Fuibright）高级研究员，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前主席。
　　科林·G.古德里奇（Colin G.Goodrich），坎特伯雷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前系主任；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务长。他教授的课程包括环境社会学、社会评估和研究方法。他的研究兴趣覆盖了社会评估实践、能源发展和环境政策等领域。

　　开始于对社会评估历史性背景的回顾和检讨，特别讨论了社会评估存在的一般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解决的新视角一一提倡向一种新的、结果导向的方法转型，关注社会评估实践者及其行动的典型工作环境。随后讨论了社会评估的过程，包括适宜的制度性安排和支撑该过程的能力。接着，作者介绍了社会评估所需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并讨论了收集社会资料的多种技术，包括二手资料、社会测量资料，以及经济影响资料等。最后，结合案例研究，讨论了作为结果取向方法基本原则的定性分析和咨询技术。

　　第1章 社会评估：一种批判性的评价方法
　　历史背景
　　起源
　　社会评估领域的最初确立通常追踪到美国及其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圣塔芭芭拉石油泄漏事件是促使NEPA法出台的一个主要动因。正如当时的一些社会评论家所言，富裕的美国人面对了来自环境的直接羞辱——黑色的、黏稠的石油侵占了他们昔日纯净的海滨。不管这是否是决定性因素，国家环境政策法在石油泄漏事件之后很快发布了。该法律要求联邦机构采用系统的和多学科的方法，保证在环境设计以及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计划决策中兼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规制。至少从数据显示来看，该法的成效是显著的。在NEPA实施后的第一个10年中，近12 000个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s）被执行。大约1200件诉讼对评估提出了质疑（Freudenberg and Keating，1982：72）。
　　社会层面内容虽然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中有具体指定，但在早期的评估中很少涉及。虽然很难断言某一特定工程项目的批准、放弃或者调整的决策取决于社会评估的基础，但是许多决策还是受到了社会因素认知的影响，只不过方式比较微妙和间接（Freudenburg，1986）。
　　新西兰1973年的（1981年修订）环境保护和改善法的推动力来自诸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抬高玛纳普利湖（LakeManapoufi）以建设水电站等一系列提议方案的大论战。玛纳普利湖工程案例和圣塔芭芭拉石油泄漏事件存在有趣的类似之处，二者都导致了大范围的公众意见纷争并引发了正式环境评估的需求。新西兰的环境评估程序源自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并与之有相似之处，但缺少立法支持。
　　在新西兰，环境委员会是监理环境保护相关程序并向政府报告执行效果的中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审计（检查）环境影响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s）。不过，因为没有立法授权，委员会作用的发挥一般取决于政府的兴致。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环境评估的最初10年见证了将社会层面因素包容到评估过程的困惑，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迟迟没有给出社会层面的定义（Freudenburg and Keating，1982）。但是在社会层面因素的内涵被确认以后，社会因素的分析依然常常被遗漏。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环境后果评估有时只被认为是经济分析问题，而无益于优化政治判断，或者完全无助于传递一个有价值的管理建议。
　　经济分析常常取代社会分析，并且这种状况在继续。这种取代可以理解，因为经济学研究围绕结构性选择而建立，其数量化特性使得经济学更能满足决策者的直接应用需求。当经济分析真正进入到了社会领域，其数据调查的焦点往往集中于人口变迁、可计量的发展效果、用工的资源管理决策，以及社区服务的需求等方面。
　　因为不是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明确要求，公共参与在社会评估中有时处于尴尬状态。公共参与的过程一般非常有限，而且常常只是简单提供呈递建议或者出席正式听证会（formal hearings）的机会。不能将早期的这种公共参与的形式与本书倡导的社会评估的咨询程序相混淆，即使某些社会影响的确认是出自旨在促进公共参与的无经验的尝试。
　　一些计划制定者和决策制定者宁可认为“抽象（abstract）”的未来不能用任何准确度量的方式进行预测，而不是利用社会评估对备选方案的社会效应进行估计。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将受影响的人群纳入他们自己的未来设计之中。毫不奇怪，这种策略既不为面临各种各样发展选择限制的项目经理们所接受，也未必履行法律上的要求，尽管某些情况下公众卷入决策过程的程度比以前更加广泛。
　　相反地，一方面是社会分析过少，甚至缺乏，另一方面社会分析过多的问题也存在。这种情况常见于学者们接受协议委托而完成的工作。如根据记忆中一贯的社区研究模式，学者们的研究倾向对讨论中的社区或地区做冗长的社会概述，而对社区实际问题的聚焦和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效应的估测很是缺乏。然而，这一类研究常常需要为随后的、更加细致的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在新西兰，有一个早期的社会评估研究获得了国际赞誉，这就是亨特利热电站大型工程影响的监测（Fookes et al．，1981）。该研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许多计划者、开发者和其他卷入影响评估和治理的实践者视作一项学术性活动。开发者们由此产生的对社会评估的质疑阻碍了他们对监测工作的进一步资助和制度性支持。另外，尽管一些结论有益于工程将来的进一步规划，但由于已经收集的大量实际数据没有充分利用，效果的评估并不很全面。例如，人们发现亨特利镇的快速增长受到了限制，因为劳动力准备需要从相当远的更大的人口中心通勤而来。这种劳动力补充方式现在已经为工程规划所广泛使用。而且，在社会监测工作之外，一种社会评估的程序也发展起来，包括社区层面适当的资料收集、问题鉴定和影响治理的对策。亨特利研究为新西兰随后的社会评估进入俗称的“快速增长（rapid growth）”创造了条件。这一研究的意义可以和关于社区影响的研究相媲美，社区影响的研究为北美的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IA）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owles，1981）。
　　整固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自然资源规划机构开始采用改进的程序或者不同程度上采用特定的社会评估方法来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并不总是完美无缺，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CEQ）对国家环境政策法实施9年期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价（CEQ，1978），总结如下：
　　环境评估没有按照统一的方式执行。很多评估报告的技术语言晦涩难懂，公众难以理解和作出反应。
　　一些环境评估的文件被束之高阁，并没有成为优化决策的依据。
　　环境评估文件存在不加区别地讨论与提案有关的所有环境因素的倾向，而不是集中讨论其中的重大问题。相应的存在过度的文书工作、无节制的拖延和大量的重复劳动。
　　在该评价的推动下，环境评估开始强调预备性调查，把注意力集中到重大影响，注意把文件起草得更简短并更具有分析性，而不是百科全书式（Hill，1981）。换句话说，评估的焦点转向了分析。
　　美国林务局提供了一个政府机构社会评估重点和策略转移的案例。林务局一直苦恼于一个臆断，那就是社会评估意味着在其运作方案中采用很长的变量“细目清单（1aundry lists）”。有此顾虑的并非林务局一家，其他资源性组织也有同样的想法。美国林务局对林业服务政策在原则上做了以下调整（Bry—an and Hendee，1983）：
　　焦点应当限制于定位（scoping）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利害关系。
　　社会效应应当通过分析方法而不是百科全书式的方式来探究，分析变量包括以下四大类：生活方式，态度、信仰、价值观，社会组织和人口/土地用途。
　　如需收集新的资料，必须首先利用现有全部资料。应当建立这样的理念：不是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而是根据手中任务的必要性收集尽可能少的资料。
　　必须明确认识到社会效应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这取决于考量它们的背景。
　　应当同时兼顾直接和间接效果。
　　没有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或途径是万能的，应当认识到社会分析需要根据不同种类的影响预期采用不同的方法或途径。
　　评估范围应当根据待评估的行为及其需要调查的影响面确定。
　　社会效应的报告样式由调查发现结果决定，如果评估小组认为社会效应具有特别意义，那么一个独立的社会评估报告应当保证。否则，可以将其并入评估报告的其他部分。
　　必须认识到单个的社会效应有时可能很微小且难以精确解释，但是所有社会效应的累加可能十分巨大。因此，累加效应评估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环境评估过程重点的转移在新西兰同样明显。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能源开发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得到了政府的推进，但引起了有影响力的环境保护组织的口诛和反对。一个“快速跟进（fast track）”的立法，即新西兰国家开发法案（NDA）于1979年发布，并在1981年修订。该法案的目的是化解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群体的牵制战术，他们反对发展议案，特别是那些“大工业（Think Big）”战略中的发展项目。
　　尽管国家开发法案（NDA）为社会效应的考量提供了立法支持，但是这种快速跟进立法的缺陷很快暴露出来。一个显著的案例来自本土居民受到的影响。获悉将在塔拉纳基建造一个大型综合燃料工厂后，当地毛利人觉得受到了不恰当的对待。随后，毛利人组织提出了许多关于海洋口废水排放工程将导致他们传统海洋食品资源污染的问题。
　　政府试图不顾及“大工业”战略项目社会效应的重要性，而是首先考虑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利益论证——这种论证不需要经全面而细致的审查通过。但是，考虑到“大工业”项目社会效应的经验，结合对北美社会评估发展的认识，新西兰环境报告中的社会影响部分的重要性和认可性逐步增强。环境委员会的审计开始加强对社会层面的影响评估，环境影响报告也更加严肃地对待社会效应问题。

第1章　社会评估：一种批判性的评价方法
历史背景
起源
整固
国际实践
未决的问题和倾向
谁的领域
整合还是分割
焦点
概念问题
问题的“计数”
过程问题
灵活性还是标准化
决策标准
预测和参与的作用
结论
本章小结
第2章　社会评估实践的取向
社会评估领域的取向
四种取向
技术专家论-行动
技术专家论-研究
参与-行动
参与-研究
取向冲突
超越取向
中间立场
中间立场的含义
结论
本章小结
第3章　社会评估的理论考量
一般社会视角
保守主义或生态行为学视角
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视角
激进论或者政治经济学视角
新环境范式
环境社会学
承载力
鬼田及其限制因素
社会承载能力
可持续发展
社会-环境辩证法
社会-环境辩证法的应用
发展和欠发展问题
资源型社区的社会评估过程和周期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
社会评估的使能实践
结论
本章小结
第4章　社会评估过程
评估过程的目标
社会评估过程的战略性应用
社会评估过程的组成要素
基本术语
过程的要素
厘清影响和效应概念
定位
网化和链化
利益相关者分析
社会剖面
方案选择与制定
效应的预测和估计
趋势研究
人口乘数方法
计算机模拟
专家咨询
社区比较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
成本-收益分析
支付意愿
计量经济模型
关于脚本建构的解释
监测、治理和管理
评价
程序与工程/项目周期
过程的制度性基础
中央政府
区域规划
地方规划
专业能力
社会评估的研究基础
培训和专业发展
性别分析的能力
结论
本章小结
第5章　问题导向的方法
问题导向方法的应用
分析框架
数据收集和公共卷入
框架的迭代性和适应性
分析归纳法案例
分析归纳法和社会评估
作为更大过程一部分的分析归纳法
软系统方法论和社会评估
概念性框架
宏观概念和历史概念
结论
本章小结
第6章　二手数据和调查
概念框架：社会剖面变量
二手资料
评估初始阶段的有益数据
人口普查资料
其他官方统计
二手资料的其他来源
性别分析资料
二手数据的使用和演示
收集和使用调查数据
社会调查的过程
Ⅰ．问题界定
Ⅱ．调查研究方案和问卷的设计
Ⅲ．调查实施
Ⅳ．分析、解释和演示调查结果
结论
本章小结
第7章　区域和当地经济影响评估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影响的类型
区域效应的评估技术
乘数
乘数和收益估计
投入-产出分析
区域性投入-产出分析
区域投入-产出表生成法
当地经济
小企业特征
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结构
影响小企业的典型问题
小企业资料的收集方法
结论
本章小结
第8章　社区为本和咨询技术
参与式社会评估和从业者
使能实践的基础
社区概念
社区的基础
接近
社会阶级
社会性别
工作
种族
血缘关系
年龄和居住时间
宗教
咨询方法
面访
会议
小组会议
大规模正式会议
联络论坛
其他咨询技术
结论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专有名词汉英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