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3辑）》共分为七个部分，由二十多篇论文组成，其中的王阳明“四句教”佛教渊源探悉——兼谈“无善无恶”非境界论的简介：“四句教”与佛教的关系是王阳明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与佛教的“本来面目”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王阳明在延续佛教“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将人的认识能力作为良知心体，从而消解了良知的至善性，因此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知而必行，如水就下——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及其现代意义。
    王阳明在贵阳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对程朱“知先行后”说的扬弃.“知行合一”以“心即理”为本体论根据，将知行视为一个功夫，到晚年阳明进一步把“知行合一”说成是“致良知”。人心中本来具备的良知就是知，使它显露出来，就是行。良知既不是一种概念知识，也不是一种外界的实然之理，而是一种先验的当然之理，它与先验主体之心是合而为一的，但它又不能停留在自我意识的状态中，不能局限于先验自我的圈子里，不能仅仅立足于先验之理的预设中，它必须把普遍的本心良知变成具体当下的道德行为，流行发用，在事事物物中显现，在客观外界对象中实现。

    第二句话“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全集》第4页）。这是从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来说的。在这一过程中，知与行总是统一的，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二者不能割裂，不能分开，一个活动过程的开始，主要是知，但已经包含了行；一个活动过程的终结，主要是行，也已经包含了知。故阳明说：“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传习录》上，《全集》第4页）因此知是行的发端，所知者即是行；行是知的致极，所行者即是知。由此，阳明把人的“一念发动处”，也看作“便即是行了”，“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知行如何分得开？”（《传习录》上，《全集》第4页）“见好色”作为一种知觉、感觉被阳明划人“知”，而“好好色”阳明认为已是“行”了。在这里阳明似乎用“好”这一主观感情和心理活动行为作为客观行为了，但体会阳明之意所谓“好”，实际上就是指“好”的行为而言，并非仅仅局限在“好”的主观感情和心理活动行为之中，只是文字的表达不够明确而已。
    第三句话“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全集》第42页）。这是从知行的性质来说的。知行的性质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一个道德活动就其具有清晰的自觉和透彻的识别性质来说就是知，就其具有真实和确切的实效状况来说就是行。由于本心良知的意向性作用，王阳明把必行作为“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先天属性，这即是“知而必行”的思想。

阳明学研究
王阳明“四句教”佛教渊源探悉——兼谈“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知而必行如水就下——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及其现代意义
阳明心学传习中儒与佛、老的分判

儒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鲧禹治水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精神
《史通》“三史”、“五经”句考论
宋儒“天理”论的建构与经典诠释的理学化特征——以程束理学家为例所作的简析
“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
马一浮的复性书院与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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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人梦幻型小说Too
试论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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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写入物研究
民族地区的乡土教育与中国社会建设问题——以贵州黔东南地区为例
论历史时期云贵高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清水江契约文书产生年代探析
张扬与落寞——清代名宦刘清评述

夜郎与民族文化研究
从彝文献看夜郎建都可乐
地方历史文化中的大世界——王鸿儒《夜郎文化史》序
黔东南苗族婚姻制度的变迁——以贵州省施秉县杨柳塘镇之夯巴寨为例
寻求秩序——民族文化与基层社会控制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及其意义

学术动态
十年来孟子研究综述
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周年暨黔中王门研究三十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