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开了深度研究：周晓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从“中国体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心态变迁的轨迹，并解读了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一文则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三条制度变迁路径，即英国一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法国一德国一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俄国一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并根据这些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提出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常向群《“个人一社会一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江镇”的消失与“庙港社区”的崛起》一文则以一个中国社区城市化进程（从“江镇”到“庙港社区”）为个案、以“个人一社会一国家三分法模型”为分析工具解读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国社会是由个体、家庭和各种不同的单位为基础网络所构成，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人情”为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制度看似非民主，但内在体系的灵活性使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得以沟通，当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关系上出现冲突时，其特定的人文环境能提供某种机制，使各方在虚虚实实的磨合中创造出新的机遇。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