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br> 往事半苍茫（上）——成舍我的办报生涯<br> 民国初期的报人，因时代不宁，经历曲折甚而奇崛者为数不少，他们的办报生活，有的自立门户，独往独来，以一支孤笔向强权社会挑战，如林白水之于《社会日报》、邵飘萍之于《京报》；有的办同人报，说自己话，在政治夹缝中左冲右突，成就其事业，如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三驾马车”创办的《大公报》；更有无计其数的人，在依附报馆为稻粱谋的同时，自我奋斗，独树一帜，成为报人中的佼佼者。如果要找出一个人，都经历过这几种报人生活形态，且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传奇故事的，则非成舍我莫属。<br> 翻开成氏年谱，他的报人生活，从开始记者生涯的安庆《民暑报》、沈阳《健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益世报》，到独自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南京《民生报》，再到与同人发起的上海《立报》、香港《立报》、《自由人报》，其丰富多彩，流光溢影，本身就是一部报业的风云史。<br> 在以上一系列报纸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显现着中国报业发展嬗变的轨迹。成舍我的办报经历，从辛亥革命发生直到国民党统治结束，跨越了整个民国时期，既是一个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精彩故事，也是那一时代报人生活的缩影。要说新闻是历史的独特见证，要说优秀的报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记录者和参与者，成舍我讲述自己的办报生涯，算是一个难得的典型例证。<br> 因父亲蒙冤对报纸发生兴趣<br> 成舍我原籍湖南湘乡，1898年生于南京下关，“舍我”原是他的笔名，取自《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也透露他青年时代自视甚高，有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一面。“舍我”既随文章传噪一时，本名“成平”也就鲜为人知了。成舍我的祖辈从湘军到江南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定居南京，这一段家史，见于他在《世界日报》上的追记：“自太平天国之役，曾国藩以湘军转战东南，湘子弟弃耕来从者数十万众，而吾邑豪杰之士，起自田间，立大功官至封圻者，乃多至不可胜数。先大父春池公，亦以此弃故业，佐国藩弟国荃幕，历官江浙，此为吾家百余年来有仕宦之始。”但是，到他父亲成心白这一辈，家业已荒芜，沦为既无田地也无房产的平民，靠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差事，为人司笔札养家糊口。大约在1900年，成心白因参加平定地方土匪有功，由乡人保举，获得一个九品候补官位，分发到安徽候缺。直到1906年，才被派为舒城县监狱典史（典狱长），然而不过两年，监狱发生暴动，数十名囚犯破狱出逃，成心白奋力追赶，在与逃犯搏斗中被殴成重伤。这个事件，经各报的传播，当时成了一条大新闻，连上海《申报》都发表了详细的报道。<br> 按清廷成规，看守人员疏于防范而造成囚犯穴墙而逃，称作“越狱”，要问罪于典史；而囚犯结伙破狱出逃，称作“反狱”，属于狱政管理问题，知县要负责任。在往上行文呈报时，为了将“反狱”改称“越狱”，求得减轻刑责，这位陆姓知县向成心白提出，愿以纹银二干两，换得他同意共同遮掩此事。尽管这是一笔大数目，梗直倔强的成心白却不愿代上级受过，于是陆知县一边在报告中把逃案归罪于典史不尽职，一边联络上海各报驻省城安庆的访员，徇私发布对成心白不利的新闻，成心白则有口难辩，始知舆论之利害。一个小小的知县，为了保住官位，不惜重金贿赂，使出浑身解数，为了什么？成舍我当时不到十岁，对此事却印象颇深。<br> 那时候做知县的，都有的是钱，最大的财源，就是收田赋，大的县份，一年究竟收多少，都没有数儿，也没法统计，大概都是收十块，往上报一块，其余九块，都可入县太爷的“腰包”。我记得当逃狱事件发生时，大约是在阴历七、八月的时候，正是田赋开始征收时期，所以他宁可给我父亲两千两银子，替他顶罪，也不肯丢官，但我父亲的个性也很倔强，宁可不要他的银子，也不肯替他顶罪。因此使知县恼羞成怒，他的呈文硬说是先有囚犯挖洞跑了几个人，后来才打架的。因在未定案之前，上海各报已有了消息，后来知县被撤职，我父亲也被撤职。<br> 成心白因此丢官，心有不甘，带着一家人赶到安庆，住在湖南人聚居的大杂院“曾公祠”里，希望向上级机关面报实情。就在这当儿，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神州日报》派驻安庆的访员方石荪。方石荪也是湘人，十分同情成心白的遭遇，乃撰一长文，详细叙述舒城监狱暴动真相，很快刊登在报上。因为这篇文章，成心白终得“平反”，典史却是做不成了，为前途计，考入安徽省安庆高等巡警学堂深造，两年后毕业，又被派到凤台县任警察局长。<br> 因父亲受诬陷一事，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给少年成舍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报纸的访员，一个收受了钱财，可以避重就轻把囚犯“反狱”说成“越狱”，使他父亲蒙冤丢官；一个忠于职责，在报上仗义执言，使得案件真相大白，而舞弊的知县也被治以应得之罪。这种景况，让他深切感受到了新闻纸的强大力量，从个人福祸到社会生活，无不有所作用。成舍我到晚年对此事念念不忘，足见这段经历对他后来选择报人生涯，有着直接的影响。<br> 成舍我的求学历程十分艰辛，他父亲位卑禄薄，任典史时，每月俸银仅二两九钱，家里人口又多，子女四人，绕膝索食，因此无钱供给上学，他跟着父亲读书写字，直到十二岁才进小学。清宣统元年（1909年），成舍我入安庆湖南旅皖第四公学，“不一年，自初小高小，拔升至中学。顾家愈贫，境愈困。书值百钱者亦不能致，须昏夜借写。不能具校服，有操演或集会，均摈不得与。又积欠学金过巨，则不与试。卒至辍学”。成舍我十四岁那年，武昌起义的消息沿着长江传布开来，不久，革命军的势力蔓及安徽，并很快攻克他父亲任职的凤台，旧的制度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成心白自也不能幸免，结果是保了命、丢了官，带着一家人逃走。成舍我到晚年时回忆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br> 当时革命军占领的地方，很多县长都被杀了，我父亲是警察局长，居然被放走了。因为他的为人不错，在地方上做的很好，也没与人结怨，否则也会被杀的；……我父亲决定先回安庆，那时候地方治安很差，听说到处都有土匪，如果人少，携带的行李财物，一路上一定被劫光。因此，我们是联合很多人，集结几十条船一块儿走的，比较安全。<br> 因皖北淮河流域，在清末时本来就不太平，革命军把清军打垮之后，很多清兵都做了土匪，他们都有枪，到处杀人掠货。我们一路上果然多次遇到土匪劫船。船行在河中心，两岸都有土匪，对着我们的船开枪，叫停。船上也有很多人有枪，就对着岸上开火，就这样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逃到一个津浦路的车站，大概是在蚌埠。记得当时还有火车，我们就乘火车到了南京。当时正是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下关，眼见炮火连天，大人小孩，莫不触目惊心。我们稍作停留，就搭民船逃到安庆，那时安庆也已经被革命军光复了。这回我们全家，才总算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了。<br> 回想这一路的情境，真如做了一场噩梦，梦见死里逃生了。<br> 一家人回到省城时，安庆已经光复，新政府也已成立，到处洋溢着一派新气象，成舍我的父亲因是旧官，在新政府中又没有关系，就只好居家赋闲了。但成舍我却闲不住，街头张贴着革命党招兵的告帖，号召爱国青年都去投革命军，推翻清王朝，告帖上充满鼓动性的语言吸引着他，跑到青年军的招兵处，抢先报名投考。对自己的这段“革命”经历，成舍我一生都引以为荣：<br> 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是个小孩子，大概是心理上所感受的，觉得当时社会上的坏人坏事太多了，觉得只要参加革命，就能铲除“坏人”、“坏事”，所以我就去投考了。记得他们是招考三个队，每队五百人，总共一千五百人，我是考取了第一队。在考取时，军监韩衍对我们几位成绩最好的入说：“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各送你们一本书吧。”于是他就拿来几本《华盛顿传》给我们。他说：“你们很不错，希望你们做未来的华盛顿。”因为那时候提倡革命时，都提倡崇拜美国华盛顿。<br> 我入伍时个子很小，发给我一支枪，和我的人一般高，现在回想，那时青年军也是胡闹，他叫我们去找汉奸，因革命党刚把满清打倒，但许多人想做汉奸，再把满清恢复起来，所以要抓他们。我们要轮班巡夜，查旅馆，有时从晚上搞到天亮。还有几次指说某人是汉奸，去把他们打掉；我还算好，没有派到过这种任务。后来，连都督都管不了他们了。<br> 成舍我开始给报馆投稿，大约就在这时候。据他自述，引导他走上新闻之路的启蒙老师，就是几年前为他父亲在报纸上申冤的《神州日报》访员方石荪的儿子，名叫方竟舟。方竟舟时年二十出头，素有继承父业、从事新闻工作的愿望，得知成舍我小小年纪，就有当新闻记者的大志，乃引为同道，时加鼓励，向他讲解报纸对于影响国家人心、转移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作用，指导他就身边见闻，撰写新闻稿件、小说、杂文等，每写一稿，必帮助修改润色，并代向报馆投稿，常被采用。<br> 这时候的成舍我一心向往革命，为建立共和国出力，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和同伴们一起在省城内打打杀杀，把安庆闹了个天翻地覆，不可收拾。不久，当青年军被改编为正规部队，准备向南京开拔时，若不是他父亲上船阻拦，成舍我或许会成为一个职业军人，而不是新闻记者了。对当时的情景，他有以下回忆：<br> 那时候的都督是白（柏）烈武，白烈武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一直到袁世凯做总统，白烈武仍做都督。他来之后，就先叫青年军改编，而韩衍不答应，不久，韩就被人暗杀了。据说就是白烈武派人杀的，因为这一千多人都有武器，后来青年军就被解散了。那时，革命军已把南京光复了，黄兴做留守府的留守，他组织了一个入伍生队，白烈武就获得黄的同意，把一部分青年军送到南京入伍生队里去，我就自愿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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