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模式，只把一个中国概念与一个西方概念相并置、继而发现其共性，这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在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找出一个建构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似概念之上、并有可能产生范式和方法论的概念性模式。因此，笔者的探讨并不是关心将道和逻各斯相比是否有效；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道和逻各斯相似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概念性和方法论的模式？学者们都认为，道和逻各斯的惊人相似之处值得进一步探索。然而，我们在这一课题的探讨方面应该走向何方呢？依笔者拙见，先前学者的研究很有见地，但是不足之处是过于狭窄地注重于这两个概念的词源演变和历史语境研究了。<br> 本人冒昧地指出，我们可以在现存的有关道和逻各斯的哲学和概念性探索之上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必须转移关注的视角。与其机械地比较两个概念的相似之处并竭力得出颇受质疑的共同点，不如审视相比较概念的深层结构，进而建立基于深层结构之上的共同领域。在我看来，逻各斯与道并不是“偶然的相似”。其复杂的字面意思，引申含义及其派生意味表明，虽然文化传统不同，但人们亘古以来就苦苦探索着有关世界、生存、文化、表征等哲学和存在问题。换言之，这种偶然性中带有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道与逻各斯都是人类建构的符号，用以命名不可命名的东西，表征不可名状的东西。作为符号，它们表达具体化了的意识，这是人类努力理解宇宙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解决“思”与“言”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问题，竭力解决命名、指意和表征等问题的结果。我认为，我们应该拓宽研究范围，依据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颇具重要意义的符号学，在中西方哲学传统的大语境下探讨其隐含和显在的意义。在对这两个术语的符号化了的重新概念化中，我们可以找到道与逻各斯的共性。<br> 从形而上的概念到符号学的符号<br> 我提议将道与逻各斯看做现代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这一提议并非特别新颖。在西方传统中，德里达把逻各斯看作西方形而上学的“原始符号”——“超验所指”，海德格尔也同样重申逻各斯作为“超验所指”的观点。然而，我却不把逻各斯看作所指或能指，无论是原始的还是超验的，而将其作为一个符号加以检验和重新定义，而且是带有伴随一个符号而产生的全部派生结果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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