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目前诗歌批评并不景气的情况下，“草根性”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放、具有一定启示性的概念的话，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打工诗歌”和“底层生存写作”等说法则需要打上更多的问号。<br> 作为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环境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以“农民工”为主的“打工者”群体，其缺乏基本权益保障和尊严的生活境况近些年得到广泛的报道和披露。面对其触目惊心的苦难和悲剧性命运，任何人态度上的矜持都难免受到道德上的质疑；对“打工者”群体命运以及与之相关的“三农”等社会公正问题的关切以至介入，也很容易被视作知识分子道义承当的直接体现。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打工诗歌”等命名在一夜之间浮出文坛，受到人文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些诗歌论者更是把它当成了诗歌“再生”的新大陆，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反拨”……，“打工诗人”的写作因此也被提升为“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④。<br>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作为打工者自己创作、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特殊文学现象，打工诗歌的出现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990年代，在“打工”群体最为集中的广东省，就有一家地方刊物《佛山文艺》，因大量发表“外来工”创作以及反映“外来工”生活的作品，而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半月刊②。后来，该杂志更因此增办一专门的《外来工》杂志（后改名为《打工族》），作为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意味深长的是，湖北省妇联主办的畅销杂志《知音》，随后也创刊《打工》杂志，藉此加入对这一新的文学市场的分割。<br> 出版商的敏锐与策略自不必说，倒是“打工诗歌”在今天文学界的得到加冕，的确耐人寻味。作为对弱势的“打工者”群体的道义声援，重视“打工诗歌”、支持“打工诗人”的写作，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扬的。但如果因此而将“打工诗歌”或相关题材的诗歌写作，提升为关乎当代总体诗歌实践的某种宏大叙事甚至于裁判标准，恐怕就太过矫情而危险，即使把它升华成更为动人的“底层生存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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