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是神话（1923）
历史是人们同意相信的神话。
——拿破仑（Napoleon）
所有的真理，除了最终的真理，都是影子；但每一种真理在它自己的位置上都是本质。
——艾萨克?彭宁顿（Izaac Pennington）
有一种研究的分支，习惯上称之为历史学。它所做的事情就是考察历史家使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并最终演绎出关于历史写作的一些普遍原则。在科学界，对某个方法的调查研究要持续几个世纪的时间，然后才有人认为思考这种开始被称为“科学的方法”的目的和范围是合适的。这就是说，这种方法在人们为了使用它而研究它之前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然而，没有人能否认：这种研究为该科学方法提供了某种推动力和此前它所缺乏的某种准确性。历史学的情况与此类似，除了其方法尚未受到科学很早以来就已得到的那种关注。历编撰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研究课（study），因此被职业的历史家们怀着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特别是在英国。“为什么你不能撰写历（hist0ry），而是写些关于历史学的东西（about history）？”他们问道。而且，对于那些乐于考虑“是否真的有可能撰写历史”的绅士们，或许这些绅士很天真，他们很容易变得不耐烦。
但或许最好是我立刻坦率地把话说出来：这是历史编撰学中的一个问题，对此我希望在今晚就唤起你们的注意。但让你们吃惊是没有必要的，这是按你们所喜欢的标准来判断的一个研究主题（subject），它不是没有什么用场。一种思考，我必须承认它对我没有很大影响。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家曾经说过：“真实的情况是，在所有的学科分支中，历史学无疑是其中的分支之一；对它的研究者而言，最必要的工作是对他们使用的各种方法有一种清晰的意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研究这一主题时不要浪费时间。历史家们很早以来就满意地说，他们是科学家或艺术家或两者的混合物，对他们使用的方法的研究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但事实是，后面我们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历史学的方法与科学的和艺术的方法有根本不同，当我们称其为“历史方法”时，我们应该对它有一种专门的、准确的理解，并把它与科学和艺术独立开来进行研究。
对我必须讲的内容我不能声称有任何伟大的独创性，以前一些名声很大的人已经论述过这个主题一“历史中的真理的意义”。但如古希腊的贤人所说的，“正确的东西可以说够，甚至说上两次。 我也知道，没有任何机会真正研究过成文的话语而聆听一个抽象的论点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我将尽力说明我的论点，尽可能拒绝各种抽象的概念并忠实于事实。
然后，让我们转向我们的主题。但首先，历史学是什么？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用一种几乎不可能产生争论的方式来回答。历史有两种要素：（1）在特定时间内发生的各种事件；（2）人的头脑中收集起来的这些事件。我想，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完全无需怀疑各种事件离开了历史家仍是存在的。英国宪法的形成未曾得到过斯塔布斯（Stubbs）主教的帮助，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发生在吉本（Gibbon）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同样，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及成为独立的国家，没有必要得到约翰?莱思罗普?莫特利（John Lathrop Mot—ley）的合作。但我想，公平地说，这些事件不是历史事件，直到它们被一个历史家收集在脑海中才成为历史事件。历史学的这种双重起源就我们平常提及它的方式来说是得到承认的。就我们而言，历史是写下来的历史。但历史是如何写出来的？
几年前巴黎大学历史学院的两个领袖-M.朗格卢瓦（M.Langlois）和M.瑟诺博斯（M.Seignobos）写了一本书，该书是为那些想成为历史家的人而写的，讲的是该学科的基本原理。它以某些一般性的考虑进行了总结：“历史只是文献的使用。但这是一个文献是否偶然保存完好或丧失的问题，所以，在历史的形成中，机会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它继续说：“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天可能到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组织得当，所有现存的文献都将被发掘出来，并得到校勘和整理；所有的事实都得到证实，因为这些事实的踪迹都没有毁掉。当这一天到来时，历史也将得到确立。”看，这里提出来的理论是：历史只是对过去种种事实的回忆。历史家只是接受回忆而已。他没有构造的任务。假如一个历史家的头脑相当敏锐，那么历史的准确性就完全依赖于文献证据。而且，到某一天，过去所有可能让我们知道的东西都将会弄清楚。今天晚上我想试图证明的是：这是关于历史性质的一种虚假的观点，不能接受。
历史学，我们曾看到，既是过去的事实又是现在的档案。档案的真实性完全依赖于过去事实的真实性。这就是说，只有当人类的头脑用那种事实实际发生的方式来观察和记录它们时，历史才可能是对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实的真实记录。因此，事实是历史的基础。但我们该如何处理—件事实？
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某件事实的回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现以一种如此简单的状态存在的事实，所以不能向我们保证这些事实是唯一真实的东西。互相矛盾的事实出现了，找们要被迫作出选择。历史学必然是一件选择和摒弃的事情、是一件斟酌和权衡的事情。文献的价值是非常不同的，为了真正有所进展，历史必须是批判的。但第二个理由远远重要得多。这就是，尽管各种事实都是公开的、不变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但对人类的头脑来说，它们涉及判断的问题。所有的证据最后都依赖于某种推论。一件不加渲染的事实，那种只不过轰动一时的事情，不可能在回忆起来时没有一种判断。在纯粹被动接受的意义上，不偏不倚永远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不仅我们作为个人在观察事实时彼此不同，向且每种年龄、每种文明都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历史学不能随心所欲地放弃对它们的审查和提炼。这个难题不仅当我们在讨论各种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件时会困扰我们，因为关于它们的所有档案都已湮没无闻；这种难题也会在观察碰巧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时出现。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是观察你开始知道任何新的事实的方式。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一件每个人都经验过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寻找任何我们尚未认知的东西，即使我们看到过它也没有用。设想一些不知道手帕为何物的人玩诸如藏手帕这样的游戏，这真的可能产生某种结果吗？在这些环境中，理解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这句话还是容易的：“已经通过教学而受益的，正是教学的人。”还有威廉?德?摩根（wil—liana De Morgan）笔下一个人物所说的话，其真实性我们完全能理解：“当你看到它们时如果你想知道它们，你可以留心看，记下笔记。”或者接受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忏悔：“一本书，像一个人，有它自己特有的命运；幸与不幸，在于在我们的行进途中它降临的那个确切的时刻，而且对我们来说，它还常常由于某种愉快的意外事件的发生而被看成某种比它的独立价值更值得欣赏的东西。”我记得看到过—个小学老师骄傲地宣称，他曾为他的孩子们开了—一家图书馆，9～12岁的孩子们特别喜爱的读物是德?吉宾斯先生（De Gibbins）的“英国经济史”。看来他没有认识到：阅读一本书而书中的词一个也不理解是可能的，这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历过这种现象：在重读一本书时，对我们第—次阅读时因缺乏理解而未曾觉察的事情感到大吃一惊。为什么我们当时未能理解？这些事实都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是否仅仅有某种阅读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是的，问题是我们阅读和观察的每一样东西，要获得它的意义，一半依赖于我们的知识现状，一半依赖于事物本身。莎士比亚曾注意到
一则笑话的成功在于
听笑话的耳朵，绝不在于
讲笑话的舌头。
而且，这样的情形绝不仅限于笑话。所有讲出来的或写下来的东西，其成功均取决于听众或读者，而不是演说者或作者。听众的头脑本身会把色彩、形态和生命赋予所听到的东西，根据他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其意义，以他自己的经历来解释它。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它来自萨克雷（Thackeray）的小说《名利场》。
“这是什么？”她说道，做出小鸟依人的姿态对乔瑟夫看了一眼。他的嘴里塞满了咖喱，狼吞虎咽地吃得高兴，脸都红了，说道：“妙得很，妈妈。这咖喱酱跟我在印度吃的一样好。”利蓓加小姐说道：“啊，这是印度菜吗？那我非尝点儿不可。从印度来的东西都好。”赛特笠先生笑道：“亲爱的，给夏泼小姐一点儿咖喱酱。”利蓓加以前从来没有尝过这种菜。赛特笠先生问道：“你看这咖喱酱是不是跟别的印度东西一样好呢？”利蓓加给胡椒辣得说不出地苦，答道：“嗳，好吃极了。”乔瑟夫一听这句话合了意，便道：“夏泼小姐，跟‘洁冽，块儿吃吃看。”利蓓加听见这名字，以为是什么凉爽的菜蔬，喘着气回答道：“洁冽吗？好的！”菜上来之后，她说：“你看这东西真是又绿又新鲜。”说着，吃了一口。不料洁冽比咖喱更辣。人都是血肉做的，哪里挡得住这样的苦楚，辣得她放下叉子叫道：“给我点儿水，天哪，给我点儿水！”
这里我想说清楚的是，甚至语言本身也没有能力向那些还不理解的人传达某种意思。每个词都有一种意义，但对我们来说，它有没有意义既取决于我们所说的“每个词所产生的意义”，也取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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