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br>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然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文章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和评价目前流行的几种观点，并讨论华盛顿共识和中国奇迹的关系；第二部分提出文章的主要观点，将阐述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以中性政府对这个角色进行概括；第三部分论述中国中性政府的政治基础，指出合法性挑战和地方分权对形成并维持中性政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论述中国中性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附带讨论这个平等结构的由来；第五部分讨论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所积攒下来的问题，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性建议。<br> 一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br>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且不说这种解释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br>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4％，而全世界2007年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人不是短视的话，由此带来的好处应该计入国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用。因此，从长期福利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时代所发生的并不是一个负帕累托过程。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工农业生产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只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农业才又开始出现明显的问题。本文的关注点不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法展开对它的讨论，只是想强调，计划经济的失败——如果是失败的话——更多的不是经济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和社会的失败，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权利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的破坏。<br> 对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第三个解释，是中国的增长是靠低人权、低福利维持的。这个观点被许多人接受，秦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解释的问题很多。首先，人权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外延，很难找到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因此，所谓的“低人权”也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定义。虽然人权并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却肯定是人权的一部分——少数精英可能可以忍受饥寒交迫的生活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普通百姓首先要解决的人生问题。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增长是包容性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让近三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有人会说，这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脱贫因此是一个自然的恢复过程。但是，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压低人权的结果，因为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人权状况的改善发生的，不管这种改善本身是如何发生的。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得益，尽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因此收入差距在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把1.4亿农村居民带人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这些农村居民就不会到城里打工。当然，农村居民离开农村可能是因为农业的收益率太低，农村的生活质量太差。但这恰恰说明新农村建设是必要的，而奇怪的是，我们许多知识精英们却反对新农村建设，要么声称这是对资源的浪费，要么声称这是想把农村居民束缚在农村。尽管一定的歧视还存在，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但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过去3年到5年大大降低了，而农业收益率和农村生活质量提高之后，农村居民就更可能体面地出外打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他们的人权就更可能得到提高。这里有必要提及，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农村居民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没有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我们知道，人世是促成中国出口发生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当年的出口量是2662亿美元；此后，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07年，总量达到1.218万亿美元。而农村移民的数量在2000年是7000多万，到2004年就增长到1.2亿。我们的出口的确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的确是世界的组装工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别人剥削了。回想19世纪的英国，也曾经是“世界工厂”，但中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认为英国当时被世界剥削了，相反，我们过去还认为英国是利用它的“世界工厂”地位销售廉价品来剥削世界，正如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人认为中国正在做的一样。在当今世界，经济开放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还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基本赶上了世界出口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被世界落下。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贸易是这个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因而，中国应该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br> 的确，中国工人的福利保障还很低，在很多工厂和厂矿，工人的安全还得不到保障，一些工厂还在雇用童工；另外，许多工厂还在没有节制地采用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技术，贻害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环境的低质量一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看中国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比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享受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员；相比之下，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总人口韵12％享受医疗保险。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却比印度要好，这说明低社会保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同样的，比中国环境标准执行更不力的国家大有人在，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低环保标准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较高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环保执行力度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理由。比如，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业加快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等等。<br> 那种认为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帮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他们在相伴发生的两个事件当中按照他们已有的逻辑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股票价格上涨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女人选择裙子颜色和股市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一样。第二，他们忽视了福利问题的阶段性。能够成为北欧那样的健康的福利国家当然好，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无疑是揠苗助长。对于那些明显地违反法律的事情，如雇用童工、降低安全标准、违反《劳动法》、超标排放等行为，我们要坚决制止并予以处罚，但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方向性问题，后者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过于统一的标准非但不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会伤害他们。比如，要求农村移民工人享受和城市工人同样的养老标准就不会帮助农村移民工人，因为他们经常流动，而现在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机制，保证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养老保险带走，结果，他们和企业的缴费补贴了城市工人。再比如，如果要求所有人购买同样高标准的医疗保险，则许多人会选择不购买，从而被排除在医疗保险之外，好的初衷却成就了相反的事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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