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通过这些条件和手段所赞同或禁止的行为模式，与那些新教禁欲主义培养或压制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从普鲁士军官，或学生友谊会，也可能是主教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信用度的提高肯定不是依靠与商业行为相应的个人资质的培养。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直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这三个例子的影响是在同一个方向之上，但它们却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而产生的。首先，路德教那样的中世纪教会戒律被赋予牧师职位者手中；其次，就其效力而言，通过威权的手段，这种戒律才能发挥作用。再次，它只是对具体的个人行为实施奖惩。首先，清教徒与各教派的教会戒律至少部分地——当然也常常是全部地——赋予普通教徒之手。其次，它是通过要求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发挥作用的；再次，它培养或选择了不同的特征，如果人们希望如此的话。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为了能够进入团体的圈子里，教派（或秘密聚会）的成员必须有某种特征。这些特征对于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重要的，正如在第一篇文章里指出的那样。为了能保持在这个圈子中的资格，一个成员必须要不断地证明，他被赋予了这些特征。他也的确被持续不断地培养这些特征。因为就像上天对他的赐福，他所处的全部社会地位都要依靠他对自己信仰的“证明”。与此相反，天主教对罪过的忏悔则是一个人减轻巨大的内心压力的手段，教派成员在其行动中则要时刻处于这种压力的控制之下。对于某些中世纪的正统和异端宗教团体如何成为新教禁欲主义派别的先驱，在此不作讨论。根据所有的经验来看，通过保持其在团体圈子中的地位而发展自身特征的做法是最有力的方式。因此，各教派持续而又不引人注目的伦理戒律与权威的教会戒律相联系，正如理性化的培养与选择方式和秩序与禁忌相联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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