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德性
苏格拉底在政治生活和追求正义之间树立起对立关系。他声称他的守护神禁止其参与公共事务:
如果我真的去从政的话,我老早就死掉了……从
政的人要是真的想为正义而战斗,他如果想多活几
年,就只能过一种私下的而不是公共的生活。
(《申辩篇》,31d~32a)
苏格拉底在政治领域的退缩听起来令人震惊,尤其当我们回想起伯里克利(Pericles)在其著名悼词中说的话:“因为他关心自己的故土,一个雅典公民不会忽略城邦……我们不会把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看作有害之人,而是会视其为一种没用的品格。”相反,苏格拉底似乎完全否认政治在培育和实践德性中的积极价值。他对政治家也深刻藐视(《申辩篇》,21c~d)。
这种定位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是无法接受的。对后者而言,伦理学必须与政治关联起来,它们实际上是互不可分的,因为正确的法律“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尼各马科伦理学》,1180a6~7)。他同样强调在研习法律和政治时,“经验在从政方面的作用却相当不小……想懂得政治学的人还要具备政治的经验”(《尼各马科伦理学》,1181a11~12)。这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去参与政治活动,虽然作为一个外邦人,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在雅典参与政治的权利。
一个社会动荡不安而某人无能为力时,孔子虽同意那个人可以离开,但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题仍然是不可分的。对他来说,“政”意味着“正也”(《论语·颜渊》,第十七节)。据此,政治最重要的功能是用好的榜样去引导人民修德。一方面,政治统治在于臣民道德修养的推进和发展。另一方面,参与政治活动对每个个体的修养是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个体、家庭、国家和世界因为人的道德修养而结合在一起:“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事实上,孔子除了编纂古代经典和讲学外,也和他的弟子们一道上路游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劝说统治者们接受和实践他的理论。
伦理学的功能
伦理学能让人们过一种更好的生活。然而,关于伦理学怎样使人过得更好有着不同的观点。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导向的是对对话者道德信念中混乱和不一致之处的揭露,并表明这些混乱的道德信念应被推翻。作为反面教材,诘问法提供了警示。对对话者道德信念中混乱的揭露促使他去修正它们,并改变对话者的行为。诘问法之所以有此冲击力,是因为苏格拉底要求对话者必须表达他真正的信念。因此,如果那个观点被反驳了,对话者自己的生活或一部分的生活就无望继续保留声名。
可是,诘问法能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吗?在诘问法是否能为对话者提供一个如何生活的建设性理解方面,评论者们存在严重分歧。一方面,存在否认诘问法具有建设性作用的一些理由。苏格拉底自己就常说他是无知的;而且,苏格拉底的诘问法贯穿始终的许多早期的对谈都无果而终。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相信它具有建设性的理由。诘问法的一贯目标是对质询的相关道德术语给出普遍性定义。这只在苏格拉底相信这样的探究是在制造道德知识时才能讲得通。但即使情况确实如此,苏格拉底也从未解释他的诘问法如何能制造这种类型的知识。许多评论者试图把它归因于诘问法的建设性作用。但他们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各种信念在反复辩证的考察后不再被保留,苏格拉底审察的广泛性最终形成了归纳性的积极后果。这一解释在理解苏格拉底如何能声称——尽管他否认知识的可能性——他知道特定道德的真理时是有用的。尽管如此,归纳并非一个强有力的论证,也无法实现苏格拉底希望达成的普遍定义。
亚里士多德似乎会认为诘问法只能是一个否定性的试验。如同他在《辩谬篇》里评论的:“这就是苏格拉底何以经常提问而从不作答的原因,因为他自认无知。”(183b6~7)对亚里士多德自己而言,伦理学需要提供一个关于幸福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获取它的正面理论。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开始部分,他就认为人类最高善的知识(例如幸福)对生活有着巨大影响:
它岂不是,像射手有一个标记帮助他一样,更能
帮助我们命中正确的东西?如若这样,我们就应当至
少概略地弄清这个最高善是什么,以及哪一种科学与
能力是以它为对象的。
(《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a24~26)
与亚里士多德相似,孔子同样相信伦理学必须提供积极的指引,并提供对如何恰当生活的观念。当苏格拉底声称他发觉自己一无所知的时候,孔子则声称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并认为拥有此正面的“道”之知识对人的生命而言是头等重要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八节)
注释
〔1〕《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a25~26。在《欧台谟伦理学》的1214b6~7,他也说过,任何可以自由地按其自己的选择生活的人,应该按照一个目的去安排其生活,否则,那个人的生命就成了浪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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