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奥林匹卡”<br> 人们认为，在《奥林匹卡》（Olympica）这篇文字中——笛卡尔早年对几场梦的记述和解释——这位“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宣称，他的哲学有一个神性的感召（a divine inspiration）。按照吉尔松（Gilson）的说法，“至少在《奥林匹卡》时期，笛卡尔就将某种感召安置在了哲学的源头，他后来从未回到这一感召，既未重申它，也未否定它”。这里所说的“感召”是神性的：“笛卡尔体验到的感受是，他被上帝赋予使命，创建科学的主干，并由此建立真正的智慧。”①所以，在笛卡尔的全部著作中，《奥林匹卡》应该为二十世纪对笛卡尔解释的修正提供最强的支持。要是有人说，这种修正就是断定所谓“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本身却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那他并非在开玩笑，反而恰恰道出了实情。这种修正肇始于吉尔松l913年的杰出研究，并首先由古伊艾（Gquhier）完整地展现出来，最近又得到路易夫人（Mme．"Lewis）的描述，并构成了拉波特（Laporte）的中心论题，①现在，这种修正几乎得到了普遍的接受。<br> 这一修正引发了众多问题，本文仅限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这一修正拒斥十八和十九世纪广为流传的一个看法，即笛卡尔将独立的人类理性看作是一切意见和信仰、包括宗教信仰的唯一权威。传统的“理性主义”观点（如古伊艾所说）——亚当（C．Adam）或许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终的全面陈述——表面地理解了笛卡尔的一些陈述，比如“总之，不管醒时睡时，我们都只能听信自己理性提供的明证”（《方法谈》，页39）。③当然，众所周知的是，笛卡尔经常明里暗里违背这类说法；但理性主义的史学家们未能以一种融贯的解释克服这样的矛盾。我们时代的史学家们似乎超脱了困扰理性主义者的那些难题，他们的一般做法是，否认理性在上述意义上是笛卡尔的唯一权威，以此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们主张，笛卡尔并未拒斥整个经院主义，他仅仅是、或主要是拒斥其中的哲学因素或亚里士多德因素，他与托马斯和经院主义的圣经信仰是一致的。正是借助于这一最近的“法国笛卡尔研究”，一位德国史学家现在才能写道，“实际上，整个近代的形而上学都来自基督教”。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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