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动态》杂志主编，200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在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访问研究。
　　一直致力于儒家思想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进路。主要作品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03）、《制度儒学》（2006）、《儒学概论》（2009）等，并有编著、论文多种。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还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的反思中，阐明张岱年先生在晚年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是一种建立在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立场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以文化的“可离析性”和“可重构性”两大原则为基础，为中国未来的文化战略建立起了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基础。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学术贡献涵盖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等许多方面。《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以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对象，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观点，如激进西化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保守主义、调和派等，指出，张申府和张岱年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倡的“创造的综合”超越了简单的中西对峙，无论从文化观念和方法论上均有很大的突破。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视野宏阔，以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主线，串联和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不同立场的文化观念，有助于我们对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历程，并触发我们对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

　　（一）学衡派的思想源头
　　与新文化运动直接继承欧洲的启蒙思潮不同，学衡派的思想基础是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所谓“新人文主义”是“以英国诗人和评论家M．阿诺德的文学和社会理论为基础于1910—1930年间在美国开展的一个评论运动”①。他对当时的机械化大生产持批评态度，重视道德观念，重视继承优秀的人类文化传统。
　　吴宓等人在哈佛学习的时候，深受白璧德的影响，而白氏的人文主义，主要的攻击点是在以培根为始祖的科学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并提出实证的人文主义。他说：如果与这种人文主义相对照，“则彼科学及感情的自然主义之错误立见。盖其所主张，实证不足，又惑于想象，溺于感情，将旧传之规矩，尽行推翻，而不知凡个人及社会之能有组织，能得生存，其间所以管理制裁之道，决不可少。故今者既已将身外之规矩推翻，则必求内心之规矩以补其缺也”②。
　　完美的人文主义是“须融汇从古相传之义理而受用之，并须以超乎理智之上而能创造之知觉工夫，辅助其成”③。他们反对那种泛滥的人道主义，而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试图从训诫和选择中确立人文主义的精神，即调停理智和浪漫，取得一种中道。在这种立场的影响下，学衡派反对启蒙的价值观和进步观，认为世界文化具有统一性。文化的历史统一性，“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

总序
引言
第一章 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与后五四的中国政治
第二章 中国近代文化的第三条道路：从调和论转向创造的综合
第三章 作为兄长和早期思想指引者的张申府
第四章 关于“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讨论
第五章 创造的综合和文化的创造主义：张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观
第六章 20世纪末期的文化景观
第七章 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
第八章 张岱年和后“批林批孔”时期的儒学观重建
第九章 文化主体性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第十章 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继承与阐扬
第十一章 综合创新能否成为文化战略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