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乃昧者不知，转师其已弃之法，以为至宝，若土耳其、若中国、若俄罗斯，号皆变法进步。然而土已败矣，且将亡矣；中国则已趋败轨；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①
以上可见，严复认为欧战对于参战国家的“政俗”是一块试金石。德国的政制具有高效的军政能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令他推崇不已，他甚至公然说出以德为师，“德之学术，吾所倾服，其独裁之治，军国之规，吾亦以谓中国所宜师资。至其民之服从上令，勇于公战，尤吾所惊叹，以谓真有大国之风。”②而民主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易处于劣势，所幸“政俗”良好，所以反应及时，改革从速，其改革的目的也以集权为目的。这一面的观察又使他对中国走向共和的民主尝试倍感挫折。因此可见严复欧战观中有一些两歧性的因素，随着欧战的进程在互动发展中。
四、“能者”与政治
“政俗”决定战争胜负是严复从欧战中发现的一个重点，而“能者”又是他发现的拯救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无论德国，还是英、法国，在战争的关键时期都有杰出的人物，领导国家力挽狂澜，使其国立于不败之地。下面先看他对德国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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