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学术中心在浙东，所以常有浙西学者跨江来求学的，如董淫、董毂父子乃王阳明的浙西高足，陈确、张履祥等为刘宗周的蕺山学派在浙西的主要传人。因此，尽管浙西在思想原创性上难以与浙东比肩，但在学术传承上，却仍有与浙东一脉相承的学派源流。仍以阳明学为例，除董淫父子外，尚有倾心阳明的许孚远、王宗沐以及为韩贞遗稿作序的余尚友等人。许孚远对浙西地区民风颓靡、学术潦倒的情形感触极深，而对好友绍兴人张元忭为中兴学术事业所做的努力则赞许备至，声称：“昨秋领教后，悬念殊深。吾乡习俗颓靡，朋友寥落，莫有甚于此时。如吾兄挺然卓立，迥出尘表，真弟所敬服，弟所倚赖也。”余尚友曾自称是阳明的“浙西后学”。故陶望龄代左景贤写的《潜学编序》称：“夫文成之后，驾其说以行浙之东西者多矣。”又谓：“当正、嘉间……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以西。”此处所说的“大江”即钱塘江，然其谓“大江以西”乃取广义的“浙西”概念，包括安徽的宁国地区。而若就广义的“浙西”概念而言，阳明学在浙西的传播也许并不亚于浙东。即使就狭义的“浙西”概念而言，阳明学在浙西也有不少传播的机会和影响广泛的活动。如王畿、罗汝芳等阳明以后的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浙西授业讲学，罗氏还著有《两浙游记》，其浙西弟子朱廷益则为他撰写过祭文。而据《阳明年谱》记载，嘉靖十六年，阳明后学沈谧曾在秀水（今嘉兴）文湖建书院，祀阳明，“同志与祭天真者俱趋文湖，于今益盛”。文中所说的“祭天真者”，即在杭州天真书院参与讲会活动的阳明学者。如果把天真书院的讲会活动也算作浙西的话，那么甚至可以说，阳明去世后的浙江学术中心，不在浙东，而在浙西，因为在嘉隆年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阳明弟子们在浙江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杭州的天真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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