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有四，其不可有五”，“其难有四”是指“国是之难一，议论之难二，人才之难三，法度之难四”等，其五不可是指“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等，孝宗皇帝读后“惨然久之”。第：：：件事是淳熙十五（1188）年作为庆元党禁的前奏，兵部侍郎林栗上书弹劾朱熹，叶适为此上《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为朱熹及道学开脱，“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己愆，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俯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疏人，不报。”第三件事是绍熙五年（1194）“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军士籍籍有语，变且不测”的政治危机中，叶适与赵汝愚、蔡必胜、韩倔冑等人为化解危机所做的工作，结果是“太皇太后临朝，嘉王即皇帝位，亲行祭礼。百官班贺，中外宴然。，’叶适本人也因此迁国子司业。第四件事是开禧北伐期间，叶适先是上书请“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反对轻开战端，并拒绝为韩倔冑草诏战书。北伐兵败后又出镇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收拾残局。《宋史》的编撰者对叶适的总体评价是“为文藻思英发”，“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无论是《叶适传》事迹的选择还是所做的评价，都侧重于叶适的事功和文学，没有把叶适作为一名儒学宗师对待，反映了在理学流行的元代学者眼中叶适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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