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略及其学术思想<br> 孟子之年籍<br>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br> 《史记》叙述孟子的事略，非常简单，然而对于孟子的里居师授、游历先后，以及著述大旨等，大抵都已赅举，只是生卒出处年月，并未提及，所以引起后人的聚讼。<br> 孟子名轲，根据《孔丛子》说是字子车，一作子居，又称子舆。汉赵岐《孟子题辞》云：“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由此看来，孟子的先世应该是鲁国人。三桓，就是鲁国的三卿：孟孙、叔孙、季孙。因为都是出之于鲁桓公，所以称为三桓。孟子是孟孙的后代，不知何时迁到驺（故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于是成为驺人。驺一作邹。<br> 孟子的父亲，据《元和姓纂》：“廖生孟轲。”但是《孟氏旧谱》却说：“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二者说法不一，不知孰是。不过《孟氏旧谱》据说是得自宋元丰时孟子四十五代孙孟宁，可信度应该比较高些。<br> 孟子的生卒年月，史传无征。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称：“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寿八十四。”《孟氏旧谱》亦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一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寿八十四岁。”此二者说法，虽然相同，而其中却大有问题。盖周定王有二：是顷王之子，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06年至572年，距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相去两百八十多年。一是贞定王，但是贞定王在位只有二十八年，并无三十一年之记载。即使有，其去赧王二十六年，也有一百五十年，都不合寿八十四之数。所以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之说，应当有误。清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肯定寿八十四之说，不过认为当改定王三十七年为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其卒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以周氏所考出处证之，与《孟子》七篇所记孟子出处年时，以及当时大事，大抵均可吻合，其说或可信。<br> 孟子之师承<br> 孟子之师承，说者不一。《史记》本传云：“及长，受业子思之门人。”但是刘向《列女传》则云：“孟子旦夕勤学不辍，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赵岐《孟子题辞》也说： “长师孔子之孙子思。”不过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享寿七十三岁，孔子的儿子，也就是子思的父亲伯鱼，享年五十岁，比孔子早死。《孔子家语·本姓解》谓孔子二十岁生鲤（即伯鱼）。则伯鱼死时，孔子年六十九岁。《世家》又云：“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说子思年六十二可能有误，因为《孟子·万章》篇下说鲁穆公欲友子思，然则子思与穆公同时。鲁穆公元年（公元前413年）上距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之卒已六十六年。如果子思年只有六十二岁，则孔子卒时子思尚未诞生，此与伯鱼先孔子而死的说法有矛盾。所以毛奇龄《四书剩言》引王草堂《复礼辨》认为六十二应是八十二之误。但是就算子思活到八十二岁，距离孟子之生也有好多年，无论如何孟子是无法直接师事子思的。观诸《孟子·离娄》篇下，孟子自言：“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显见孟子并未及子思之门。至其私淑何许人，孟子并没有明说，不过《荀子·非十二子》篇，将孟子列为子思一派，则孟子之学说必出之于子思，由此可知《史记》本传所称：“受业子思之门人”，应较可信。 <br> 孟子之著述<br> 《史记》本传言孟子著书七篇，刘歆《七略》作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作十一篇，都比《史记》多四篇。赵岐《孟子题辞》云：“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又云：“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是则本传所称七篇，是指内篇；《七略》及《汉志》所云十一篇，是兼举外书而言。所谓内篇，当指天子之书，藏于内府；外书是指学官或民间藏书。外书四篇，赵岐《孟子题辞》以为“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所以不予注释，后即亡佚不传。<br> 《孟子》一书。赵岐《孟子题辞》以为是“大贤拟圣而作”。又说：“《论语》者，五经之馆*，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将《孟子》之书视为是依仿《论语》而作，此言不无道理。且看《孟子》书之体裁，各章篇幅虽较《论语》为长，但各章间并无逻辑之关联，而篇名也是采取每一篇首句之二、三字，无所取义。凡此皆与《论语》相同。<br> 《孟子》之书受到尊崇，应该始于汉初。孝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号称“传记博士”。不过《孟子》在当时并未列为经，《汉书·艺文志》辑人《诸子略》之儒家，《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列人子部。至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才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时又加翻刻，此为《孟子》列入经书之开始。宋孝宗时，朱熹宗程子之说，将《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并列为四书，于是更加提高《孟子》之地位。<br> 孟子之作者<br> 《孟子》之作者，各家说法也有不同。<br> 一、孟子自撰<br> 赵岐《孟子题辞》云：“此书孟子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云：“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此与《史记》本传说同。朱熹从文章风格之一致性上论证为孟子自撰：“《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题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朱子大全》）。元金履祥则在文法上立论，谓：“孟子与齐宣王问答首章，开阖变化，精神超越，而元气不动，非门人所得传。”亦认为是孟子自撰。清阎若璩于《孟子生年卒月考》云：“《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此乃就《论》、《孟》书中记载之内容，断定《孟子》书系孟子所自著。<br> 二、门弟子所记<br> 韩愈《答张籍书》：“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孟轲所言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惠王，王目之日叟，必已老矣，必不见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为然。”<br> 清崔述《孟子事实录》更自《孟子》书中之称谓，断定非出于孟子自著。崔氏云：“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日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之。”<br> 凡此皆以为《孟子》之书，出之门弟子所记。<br> 三、门弟子所记孟子手定之<br> 魏源《孟子年表考》：“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者不类，当为手著无疑。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周广业《孟子四考》：“先是授徒历聘以来，门人多所私记，孟子志在行道，未暇也。迨不用于齐而归，俯仰天人，抚时增感，嗟兴王之难遇，惧绝学之失传，因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至于孔子……由是次第编述，讫于有成。”焦循《孟子正义》亦云：“难疑者，有疑则解说之。答问者，有问则答之也。平时与诸弟子解说之辞，诸弟子各记录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论次之，如篇中诸问答之文是也。其不由问答，如《离娄》、《尽心》等章，孟子自撰也。”<br> 以上三种说法，以第三说较为可信，也最符合《史记》本传之说，孟子殆就弟子所记，予以补充编次，成书以后，复经门人之叙定，故同门称谓，有所追改，而诸侯王皆加谥号。<br> 孟子之学术思想<br> 一、时代背景<br>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诸侯黩武，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社会紊乱，士气陵夷，已达极点。观诸《孟子》书中所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其黩武好战，由此可知。又云：“君之仓禀实，府库充”，然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其政治之腐败，民生之疾苦，由此可见。又云：“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则其社会之紊乱，士气之陵夷，亦复可见矣。再加上处士横议，异端并起，佞伪驰骋，红紫乱朱。孟子生于斯，眼见圣道湮微，正途壅蔽，于是主张人性本善，欲以此拯救人心之陷溺。<br> 二、中心学说<br> 孟子学说之中心思想，即是人性本善。其实在孟子之前，已有人论及人性之善恶。根据王充《论衡·本性》篇所云，周人世硕，就认为人性有善有恶。而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辈，论调与世硕相同。至于与孟子同时之告子，则主张性无善无不善。此外，也有人以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由于众说纷纭，所以孟子不能不有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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