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庸哲学的世纪沉浮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破茧转型
“茧”字在汉语中有两个常用义：一是蚕茧之“茧”，蚕蛹化蛾时要咬破作茧自缚的茧壳而获得新生并繁育后代、结束自己的生命历程。一义借作“趼”字，指动物肢体特别是手足上老化无生命的皮肉。此处“破茧”两义均可，代指传统文化的自身新陈代谢功能。正如任继愈《汉学的生命力》一文中所说：“中国学是活着的学问，它不是僵化的、静止的、任人摆布的陈列品，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P179）局部的变化是去死肌、剥老茧而显现鲜活细胞，质的变化则有如蚕由“虫”到“蛹”再到“蛾”的蜕变。此两种情况亦可称为“渐变”和“突变”。
以《中庸》为哲学核心的先秦儒学，是孔子直接整理继承三代文明遗产，远绍原始公天下时代文化精髓的智慧结晶，故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先秦儒学一变而为两汉经学，再变而成宋明理学，三变而为现代新儒学。三次蜕变有如蚕的虫、蛹、蛾之变，其生命体是一致的，表现为保守住了《中庸》哲学核心的生命基因。如果简单地、跛足地概括三次转型的不同特征的话，似可用以下几句话，即：儒法杂糅、援佛入理、西学东渐。单言上世纪初叶“西学东渐”带来的蜕变，还可上推至明清之际的思想解放、清代中叶戴震暨章学诚的砥柱中流、十九世纪中西文化的全面对话。这一阶段是学术蜕变的渐变和量的积累期，其共同特征是反专制、排斥宋明理学，并有恢复儒学原教旨之倾向。后人以“夺朱回孔”概括这一中心理念。
《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自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用世之志，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极力高扬原儒人格独立的不朽精神，以《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孔子的弘毅精神铁肩担道义，适应明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意识，吞吐时代风云，代表先进生产力立言，摒弃专制帝制。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陈乾初与黄宗羲论学之言有：“惟是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时为之痛心。”此即为“夺朱回孔”之情结。该书又论黄宗羲政治理想说：“其原君、原臣诸篇，发扬民主精义，已为近人传诵。”又如黄氏《学校篇》：“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正是今人“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古代表述。黄宗羲反专制、倡民主的光明正大之辞，与西方启蒙运动时代的人文思想桴鼓相应，其自由精神可让当今的思想懦夫汗颜。该书又总结王夫之的政治理想两条：“一则日法制之不能泥古也”，又曰“为政最要之纲领日‘简’”如果说欧洲的民主与法制思想成熟于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那中国同样的近代思想则滥觞于黄、王、顾三大思想家。他们欲破宋明理学内向的心性闭塞之茧，拓开外向型思维之路，激活士人的思维细胞而求改造政治和现实。然而明末清初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法制思想萌芽，在满清的文化高压下转瞬枯萎，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认为：明朝时，人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而由于清初的文字狱，“到乾隆年问，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遁人以“小学”为中心的各类学问中，聊以延续文化生命。当代新儒学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评论说：“在明末之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遂同感到此道德主体只是向内收缩之毛病，而认识到此主体有向外通之必要。然因中国之缺理论科学之精神传统，故到清代，其学者之精神虽欲向外通，其对外面世界所注意及者，仍归于诸外在之文物书籍，……终乃精神僵固于此文物书籍之中，内既失宋明儒对于道德主体之觉悟，外亦不能正德以利用厚生，遂产生中国文化精神之更大闭塞。”因此，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潮同步的东方文化转型，过早夭折了。而后只有戴震、章学诚从纯哲学的角度谈“性”“理”之学，继承上一拨“夺朱回孔”的余绪，而基本避开了“民主”、“法制”一类敏感话题。
戴震是语言学家兼哲学家，他先后从语言训诂、哲学两方面“排宋学”，他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又说：“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分，而宋儒创言也，又以道属之理，实失道之名义也。”章学诚继戴震，撰《文史通义》，从史学立场阐扬文化领域去死肌、剥老茧的思想。其《原道下》说：“经师先已不能无抵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他自认为独得“史意”，故“议论开辟”恣意“发挥”，致有“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之诟厉”之虑。梁启超赞章学诚对史学的建设“卓荦千古”，称他“于学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戴、章的贡献是继承了明末三大家的文化批判精神，保存了传统文化代谢的机能。当然，乾嘉朴学的学问虽不敢弘扬思想批判精神，但有“文物保护”式的工程价值。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千年华夏帝国的海关万里长城。昏睡百年的帝国臣民在忍痛签订连篇累牍的丧权辱国条约之余，主动或被迫地睁开眼睛打量世界。于是在“中体西用”新思潮下，经济上有洋务运动及其新生产力：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商栈……文化思想界有官僚阶级频繁的海外考察、学者的文化苦旅、青少年学子的负笈东西洋。欧美西学东渐，东洋“和”风徐来，在神州大地上空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最终催生了政治改革的“百日维新”。十九世纪西学东渐，是传统文化孕育巨变的触媒，有人称为西方进化论或实证主义哲学影响时期。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传统文化发展趋势使然，它近承戴、章，远绍明末三大思想家的批判精神，以改造重建传统文化为主流，仍坚持《中庸》哲学核心的华夏文明，吸纳西方的优秀文化遗产。整体思路是理性稳妥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鲜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这一时期的学术充满着迫不及待的变法图强意识，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吹响了批判现实的号角。其后魏源大声疾呼思想文化的剥茧转型，他的《古微堂内集·治篇》有以下小目：“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学古之道犹食笋去箨”等，足可体会他的除旧布新思想。他又在《（海国图志）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千古名言，表现了文化包容意识或曰“拿来主义”。与魏源“师夷”思想相关，其后冯桂芬有《采西学议》，此篇在其《校邠庐抗议》四十篇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他“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其后王韬在1874—1884十年间撰写了《变法》上中下、《变法自强》上中下、《洋务》上下等百余篇政论。
另外，薛福成撰《筹洋刍议》、郑观应撰《盛世危言》、严复撰《原强》《辟韩》等。这股思潮至清末已成波澜壮阔之势，至康、梁而集其大成，十分成熟详悉。康有为既有“托古改制”的系列著作，又有“公车上书”的详尽改革方案，还撰有对人类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大同书》。梁启超才气横溢，逞“少年中国”之风发意气，办报纸评时事，他有《变法通议》十三篇，以《论进步》为代表的《新民说》十篇，纵横捭阖，时人谓其文为“新民体”，实开后来“白话文运动”之先河。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