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巨变，儒教也发生并且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这个变革是隐性的，是蝉蜕式的。按照学理论述的要求，既然提出儒教的现代变革问题，就有必要从逻辑上说清楚：第一，究竟有没有儒教这么回事？第二，如果有，那么过去的儒教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儒教又是怎么回事？只有将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了，所谓儒教的现代变革，才可能成为一个话题。然而，这样地说清楚，本身就包含着太多的争议，甚至需要进行有关争议的预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预设会有人对儒教变革的提法心有戚戚焉？所以，在这样一个简短的寄语中，我采用“截断众流”的禅法，作为抛砖引玉的方便法门。
    很自然的，谈论儒教的变革，会联想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因为在涉及宗教的精神传统的历史变化时，马丁·路德改革是一个标志性的、影响深远的范例。以那场据说开启了资本主义伦理的改革为参照，可以帮助我们更便利地勾勒出儒教变革的大致轮廓。

    文化一般可分为观念、制度、器物三个层面，其中作为联结观念层面与器物层面之中间环节的制度层面是非常重要的。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一般认为，佛教制度对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具体说来，禅宗清规作为一种别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制度，对于禅宗的成立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和无法估量的意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组织行为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组织、团体、阶层或利益共同体要想持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前提是其成员必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念。但仅有这样一个前提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这种价值观或伦理观念制度化、规范化，转换成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即按照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念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设法使其成员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而在协和外部环境、整合内部资源的基础上将整个阶层或组织的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只有这样，该阶层的持续存在和兴旺发达才有希望。佛教僧团和禅宗寺院也正是如此。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灭寂前要求佛门弟子“以戒为师”，由此可见戒律对于佛教的重要性。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不同，能否使和如何使源自印度的佛教戒律巾国化，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佛教的命运及兴旺程度。
    佛教传人中国并不可避免地中国化，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迄今已走过两千多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禅宗清规从创立之初，就深受儒家忠孝伦理的影响，不仅在内容方面留有忠孝观念的深刻烙印，而且在形式方面成为中国佛教以大一统话语权追求为特征的诸宗竞争在生存方式和规章制度层面的集大成者。
    总之，如果我们可以将禅宗僧团称为一种宗教性亚文化团体的话，那么作为禅宗僧团集体生活和对外交往需要的有关僧职设置、法事仪轨、行为规范和惩戒措施等的制度汇编的禅宗清规，其实质就是这种特殊的宗教性亚文化团体为与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暨儒教伦理相调适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制度伦理。

主编寄语
儒教信仰
重返孔子的信仰世界
在泰山与鸿毛之间——儒家存生取死的价值观

儒教研讨
论儒家的宗教精神及生活世界
儒教重建：合法性资源的动员模式
儒教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文化基础
“鲁人皆以儒教”的历史解读
当代儒教研究简述

儒教礼仪与道德生活
仁与乐：《论语》中的乐论与当代东亚学者的诠释，
儒教的“救世神学”：论波儒对“礼”符号的“理”性解读

儒学天地
与友人论“女子与小人”书
戴季陶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儒家思想
从中国生命伦理学到复制人类的道德问题——一个方法学上的省思
当代新儒学的两种人文取向：从徐复观与牟宗三
对天命的解释谈起
中庸探微

域外儒家
宗教化、制度化与本土化：印度尼西亚孔教的百年发展
从1807年的西办华塾到1907年的官话师范——清代马来西亚中文教育史新说
波士顿儒家：全球儒学的第三次浪潮

儒耶对话
论先秦道家对儒家的影响
全人修身的再思：以转化模式重新理解儒耶对话
儒家经学与佛、道关系略论
禅宗清规?佛教戒律?儒教伦理

书评与书讯
儒耶对话走向何方?——兼评黄保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
“向儒家哲学学习——读乔尔?J．考普曼的《向亚洲哲学学习》有感
普世伦理、儒学重阐和宗教对话——读刘述先《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
《儒教研究》征稿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