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乃纪念唐君毅先生百年诞辰之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校友会在新亚书院和中文大学支持下，发起为纪念唐先生募款以铸塑纪念铜像。2009年5月20日铜像正式揭幕。新亚书院第一届校友、新亚书院前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2006年克鲁格奖（Johnw.KlugePrize）获得者余英时先生应邀为铜像撰写铭文（见本刊第五辑），并为揭幕仪式发表录像感言。余先生高度评价唐先生在香港的中国哲学教育事业中的伟大贡献以及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传播发展的不懈努力。本刊征得余英时先生首肯，有幸发表录像感言记录稿，以资缅怀唐君毅先生。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写了一篇铭文。我觉得，中文大学特别是哲学系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方案纪念唐先生，这是极为重要也极有意义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1949年的时候，有许多的高级知识人都到香港来了。这些人都是要对本国的文化以及世界的新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唐先生在这个时候到了香港，跟钱穆先生，还有其他的先生像张丕介先生一起办这个新亚书院，是一个极重大的文化上的决定。这个文化上的决定后来产生的影响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清楚了。尤其唐先生在哲学方面，可以说是他打下的天下。唐先生没有到香港以前，据我所知，香港大学并没有教“中国哲学”，任何其他的报纸上也很少谈到“哲学”两个字。所以，香港之有哲学特别是有中国哲学是从唐君毅先生开始的。所以，唐先生在这方面的倡导功能，我们是要永远纪念的。
如果不是唐先生，就不会有后来的香港在许多思想方面的新的发展。我并不是说唐先生个人的学说、个人的哲学理论，我们都应该接受，我的意思是说唐先生倡导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别是从哲学观点阐明文化的价值对我们的意义，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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