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三编八册，汇集了作者六十年来讨论中国历代学术思想而未收入各专著的单篇散论，为作者1976-1979年时自编。上编（一-二册）自上古至先秦，中编（三-四册）自两汉至隋唐五代，下编（五-六册）自两宋迄晚清民国。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br>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5》专论两宋之部。作者把宋学分成三期，初期以胡瑗、孙复、欧阳修、范仲淹和王安石为代表，注重明体达用和道德文章，气象阔大；第二期以周敦颐、邵庸、张载、程颐、程颢为代表，是正统理学的形成期；第三期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前者“和合一切”，后者则“扫荡一切”。本书循此线索，对两宋时期的思想大家与重要著作或做精细分辨，或做简要述评，既在孔孟、《易》《庸》、二程、朱陆的整个儒学系统中分辨其传承异同和思想衍变；又从受儒释道多方影响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两宋儒学的形成、抱负和特质做了中肯而精当的点评。

    初期宋学<br>    东汉儒学既衰，直要到北宋始复兴。北宋儒学，应推胡安定（瑗）孙泰山（复）两人为肇祖。史称两人同学于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辍。安定得家书，上有平安二字，即投涧中，不复展，恐扰其心。他们用心如此，终为此下儒学打开一出路。<br>    首当注意者，是他们的重振师道，此乃王通所游想，韩愈所力言，而至是始实现。孙复立泰山书院，其高第弟子石介，事师尤尽礼，时人谓：“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莫不嗟叹之。”（欧阳修语）而胡安定尤应推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大教育家。他历主苏州湖州教授，凡二十余年，创兴教法，开立科条，分设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之类。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使各论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又提倡乐教，每公私试罢，诸生会合雅乐诗歌，诸斋平居亦自歌诗奏乐，琴瑟声彻外。泰山书院纯属私人讲学规模，苏湖讲学，则为正式的学校教育，不限于私人间。庆历中，中央诏令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施于太学。又聘安定亲来掌教。自东汉以下，朝廷博士制度已衰，社会亦无讲学风，学业限于门第中，于是有佛家寺院，起而担当社会教育之职责。儒学不敌佛教，此是一大原因。直至宋初国家教育与私人讲学皆得复兴，而儒学始重光，则安定之功最大。<br>    第二当注意者，两汉教育，重在经籍，偏重在书本上。博士讲经，仅知章句家法，古文学兴于民间，亦只偏重训诂字义，东汉儒学之衰在此。依当时人语，则是有经师而无人师，经学中之微言大义，应知从人生实际事物着眼，不在书本之章句训诂上。此一趋势，直到北宋，才见扭转，于是乃始有新经学之曙光。其时所注意者，要要在《易》《春秋》两经。石介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治世之大法。此可谓是宋初新儒之共同意见。故孙复有《春秋尊王发微》，又有《易说》，胡瑗有《易解》，亦有《春秋说》，只因《易》《春秋》同为讲明人事之书，伊川《易传》颇承胡《易》，而其著精神处亦在实际人事，此乃宋初学风特征。不仅与唐人尚文学诗赋有异，亦与汉人尚章句训诂有别，从此始走上了儒学正路。<br>    ……

序<br>初期宋学<br>《庐陵学案》别录<br>读智圆《闲居编》<br>读契嵩《镡津集》<br>濂溪百源横渠之理学<br>论《太极图》与《先天图》之传授<br>《正蒙》大义发微<br>二程学术述评<br>朱子心学略<br>朱子学术述评<br>周程朱子学脉论<br>程朱与孔孟<br>辨性<br>象山龙川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