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以及我国对战后国际问题的注意和评论从40年代就已经开始，因此本文把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研究称之为“奠基阶段”，80年代以后则分为“初步发展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奠基阶段：1945年-20世纪70年代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一般都把对战后发生的国际关系中的各种事件的考察和评论归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并从此开启了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大门。一、战后的“国际问题研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起，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如金仲华、乔冠华、楚图南、胡愈之、刘思慕、宦乡等，就在“国际问题研究”这一领域拓荒耕耘。他们在报刊上撰写了大量对国际问题的评论。以金仲华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1月到1949年1月，他就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战后国际问题研究大纲战后国际问题概论”、“战后新欧洲研究”、“雅尔塔协定再评价”等9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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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总协调人 沃伊泰克?马斯特尼
十多年来，罗马尼亚一直是苏联在巴尔干的坚强堡垒。……1950年代后期，阿尔巴尼亚表面看来也像是苏联在地中海地区值得信赖的一个前沿阵地。……这样，不过几年的时间，巴尔干便由一个苏联治下最安全、最忠诚的地区，转变成为一个给莫斯科的利益制造麻烦的地方。……华约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碰巧触动了西方政界人士——比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敏感神经，他们开始谈论所谓苏联集团“非卫星化”和“异化”的问题。这样一种揣测进而带动美国的政策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其将针对每个东欧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进一步向前推进。
——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协调人，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副会长 约尔旦·巴耶夫
1963年秋天，赫鲁晓夫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可能拥有原子弹，他们现在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陈毅那时候经常出来发表公开讲话，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不管能不能穿上裤子，我们也一定要拥有原子弹。”但是在紧接着的1964年春天，一名日本记者问陈毅：“中国何时会拥有原子弹？”这个问题已经反复被问了多次了，但是这次陈毅却回避说： “这事不归我管。”与以往不同，他没有正面回答。好了，这就是事情在往前发展了。
——原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 艾伦·怀廷
马共通过个别人士的接触和联系，从中共方面借鉴与汲取斗争的经验，亦步亦趋，特别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来从事马来亚的反帝反殖斗争与开展共产主义运动。马共与中共建立真正的联系是在马共总书记莱特出走之后的1947年6、7月间，由新任马共总书记陈平亲自前往香港，会见中共南方局在港负责人连贯，才建立起新的关系。据知，陈平在会见连贯期间，曾就马来亚的恶劣政治情势，马共是否适宜开展武装斗争一事，征询中共的意见。后来得到的答复竟是来自周恩来的亲笔指示，告知马共，必须根据自己对马来亚情势的判断，决定应否发动武装斗争。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隶属研究员 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