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发<br> 1983年5月5日<br>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新华社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天上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武装暴徒安卫建等数人劫持，被迫于当日13时10分在南朝鲜汉城。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降落。<br> 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是今日上午10时40分由沈阳起飞去上海的。<br> 春川机场在汉城东北约80公里。据外电报道，这是美军的一个军事基地。<br> 据了解，这架客机载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br> ——1983年5月6日《人民日报》<br> 沈阳<br> 1983年5月5日，星期四。<br> 早上6点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问的全国新闻节目。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br> 安卫建是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那么，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美制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消失！<br> 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姜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br> 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上午9点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br> 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br> 10点整，案情被报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br> 11点40分，市公安局向该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br>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得逞的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br> 口述实录<br> 王仪轩，296号航班机长。男，1940年生，辽宁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后曾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总飞行师、中国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br> 王仪轩：<br>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83年5月5号，那是我飞行生涯中，或者说是我一生经历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br> 那天。我们要飞沈阳—上海—哈尔滨—上海—沈阳这个航斑．当然，航班号也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的——296，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三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br> 我那时候是飞行大队长，同时也是教员，飞行的时候就是机长。这个航班的线路比较长，大概每星期飞一次。那次我飞这个航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要考察我们的一个机长，他叫和长林。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夜航，所以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br> 296号航班原定是8点20分起飞的，但是我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于是，我马上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我们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几个劫机犯非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br> 大约10点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机组人员重新回到飞机上准备起飞。我们正式起飞的时间是10点49分。<br> 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其中有3名乘务员，另外6个人都在我们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的有两个，我和和长林，还有两个领航员、一个报务员和一个机务人员。<br> 我们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我们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我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br> 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他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六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我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放了几个汽水瓶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武器。<br>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我又嘱咐把门锁上。正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们身后就有动静了——有人想要闯进驾驶舱。就在这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我们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他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赶到后舱按警报铃，我们前面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br> 我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他们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吧。子弹落到了我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其实驾驶舱的门是很薄的，就是普通的三合板，这主要是为了减轻飞机自身的重量。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准备了，所以靠门的两个人一看到门被踢开了，马上就举起棒子和消防斧要打。但是机舱里的空间太小了，棒子和消防斧都举不起来，人也施展不开。劫机犯一看我们要打就开枪了，把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都打伤了。<br> 我们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我们驾驶舱里原来有六个人，现在四个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了我和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我和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我们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因为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着陆。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没想到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我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148度！汉城！”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我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呀！他懂行呀！我当时就是这么个感觉。这个人就是卓长仁。后来我才知道，他果然比较懂行，因为他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br> 我们的飞机本来就在紧急下降，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俯冲了。劫机前我们在云上9000米，他这一推就到了云下。在云下也看不见地面，因为海上有雾，全是雾。这时候因为飞机在超速往下俯冲，速度太快了，飞机上的警报器就响了，警报灯也亮了，但是当时情况太紧张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等我最后反应过来的时候，一看飞机的高度已经很低了。我大致算了一下，那时候每分钟的下降速度超过了6000英尺，因为显示下降率的表已经指到头了，也就是说已经超过6000英尺了，究竟是7000英尺、8000英尺，还是更多已经不知道了。我一看这种情况，赶快向上拉。那时候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可能还剩3000多英尺、不到4000英尺的样子，而且拉的过程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因为向上拉的时候飞机不能直接就起来，还要继续下冲一段距离，所以，如果按这个距离计算的话，飞机一直往下俯冲，还有十来秒钟就要下去了！从9000米的高空这么快地冲下来，那人就全碎了，所以特别危险！<br>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我们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卓长仁他们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这句话我们东北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他们都在找我们，里面都叫乱了！我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卓长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我们和地面的联系。这样一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应对了。<br> 北京<br> 国家民航局总调度室。<br> 这里是国家空中交通安全管制的神经中枢，它全天候监控着全国范围内所有跨地区的高空干线飞行，并且控制着全国的飞行流量以及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br> 值班的雷达管制员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显示屏，一切看上去都非常正常。<br> 但是，11点20分左右，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罕见的异常情况：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信号若隐若现，并且开始偏离航线。<br> 雷达管制员没有迟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绢……<br> 口述实录<br> 卢瑞龄，296号航班被劫持后赴汉城谈判的中国民航工作组副组长。男，汉族，1933年生，陕西人。中共党员，时任国家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为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组成员。后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国际司司长、中国驻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代表。<br> 卢瑞龄：<br> 5月5号中午，我接到总调度室打来的电话，说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有可能碰到麻烦了。我那时是民航局内部反劫机领导小组的成员，根据有关规定，一旦发生了劫机事件，或者是怀疑发生了劫机事件，我们立即就要赶到总调度室，并且马上将情况上报到国务院和中央，当时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劫机事件的部门，叫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br> 当我赶到总调度室的时候，总调度正在雷达前观察情况。那架飞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地面人员一直在向机上喊话，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机组的答复。那时候尊天上和地面的通信联络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虽然通话已经中断了，但是大家还不能立即断定飞机出事了。又过了一会儿，飞机从屏幕上消失了。我们开始猜测，它可能发生意外了，因为叫机长叫不通，不一定是通讯出了问题，而是机长根本不能回话。<br> 我们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发现那架飞机的踪影。大家越来越着急，开始多方联系，寻找飞机的下落。但是和其他机场通话后得知，它既没有到上海去，也没有到境内的其他地方去，我们不得不考虑它飞到境外的可能性。<br> 我们分析了飞机的几种可能的去向，在渤海湾上空，它走的路线无非是日本、朝鲜和南朝鲜。按照常理推断，如果飞机是飞往朝鲜的话，对方肯定会跟我们联系。飞到日本的话，对方也应该跟我们联系。可他们都毫无反应，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飞到了南朝鲜。<br> 我当时是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根据分工，民航的对外事务主要由我负责。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立即和南朝鲜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了，但是我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两国的空中管制区域也没有联系——除非有什么飞机事先做出了安排，也就是大家事先约定好了几点开始联络，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怎么办？情急之下，总调度室的一个副主任提醒我，让我看看是不是还保留着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名片，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亚太地区国际民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南朝鲜代表一直积极地和我们接触，虽然中国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可以接触的。<br> 我很快就找到了名片，由于情况紧急，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没有事先请示的情况下，用我的私人名义给金彻荣发了一份电报，问他，“我们有一架飞机失踪了，是不是在你们哪里？”我当时想，如果请示民航局领导和中央领导的话，我们就会花费很多时间。虽然296号航班飞往南朝鲜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但我们还是发了那样一份电报，并且开始焦急地等待对方的答复。<br> 296号航班<br> 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飞机终于重新恢复了平稳。然而，驾驶舱里的局面已经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br> 此刻，卓长仁的手枪就顶在王仪轩的头部。王仪轩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他只知道，接下去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在这段不确定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br> 同地面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他也不可能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他只能独自完成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和劫机者同归于尽，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br> 口述实录<br> 王仪轩：<br> 我们把飞机重新拉回到安全高度，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飞15度，那是大连方向，我想首先争取到大连落地。于是，我就趁着拐弯的时候让飞机掉了个头，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至少有的罗盘看上去差不多，因为飞机上有好几个罗盘嘛！<br> 我们向北15度大约飞了一分钟，卓长仁就不干了，他说：“不对！不对1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说这话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背后，而且拿枪不断地敲打着我。我在右座，那是机长的位置，和长林在我左边，他身后也站着一个人。我们身后还有三个人把着门，当时就是这种局面——他们五个人对我们两个人。<br> 我们只好稍稍向东调整了一下飞行方向，但卓长仁还是不停地说：“不对！不对！往东飞！继续往东飞！往左改！再改！”我们又改了一点，我心里想，大连去不成了，就准备去丹东吧！就这样，我们往丹东的方向又飞了一两分钟。卓长仁发现方向还是不对，又说：“不行！再改，再改，再往东边改！”这样一改，就真是往东飞了。往东飞就是对着朝鲜、平壤那个方向去了，我心想也行呀！如果不得不出境的话，能飞到平壤落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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