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观念<br> 1 反革命<br> 反现代派是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吗？他们对大革命表了态，但是人人都在谈论大革命呀。<br> 反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好像是—个不大可能的观念，但是它在1789年夏天即已被抛了出来，而且它已被埃德蒙·伯克在其于1790年出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中被理论化了。它所以如此快地窜红，是因为它的大部分论据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被反启蒙派明确了，就像最近的研究称呼的那样，而最近的研究源于对反革命的先驱又发生了兴趣。反革命与革命是不可分的；它是它的复制品，它的回击，它的否定或驳斥；它为革命设置障碍，抵制它，就像面对破坏的重建一样。整个19世纪它都有力地延续着（至少到1889年：保尔·布尔热当时要求“系统地摧毁法国大革命的造成大量死亡的事业”），或者直到20世纪（直到1989年，这一年也是它的纪念日）。它受到大革命的蛊惑，例如反对进步崇拜的传统，反对针对善良人的乐观主义的原罪之悲观主义，与人权相冲突的个人的责任或上帝的权利。反革命影响着大革命，或反对着它，像保卫贵族，或保卫神权政治以反对民主的兴起。<br> 反革命存在于1789年的《法兰西学士院大词典》所增加的418个新词中，被定义为“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反面，使事物恢复原有的状态”，而反革命分子则“是革命的敌人，致力于推翻革命”。反革命始于1789年，回到旧制度的意志决定了它的含义，或至少抢救能够抢救的东西，否定变化，“坚持”（在《塔尔伯之花或文学中的恐怖。中，让·波朗通过恐怖和坚持的两极性为他对现代传统——变成传统的现代——的批判辩护。<br> 反现代派或逆现代派<br> 反革命分子首先是流亡者，在科布朗斯或在伦敦，很快又流放在自己家里。他装做真实的或精神上的漠不关心。所有的反现代派都是—个内心中的流亡者，或一个不肯与民族感情认同的世界主义者。他不断地逃离一个敌对的世界，据保尔·莫朗所说，就像“夏多布里昂，我什么地方也不在的发明者”，他在其所有的先驱者身上发现了同一种倾向：“斯丹达尔喜欢带家具的房子。波德莱尔则是：‘这种严重的疾病：憎恶住所。’/流浪，为的是摆脱东西。/两种虚无主义；一种左派的虚无主义，一种反动的虚无主义。”1861年版的《恶之花》的最后一首诗《远行》表明了反现代派的信条。面对着有根的传统主义者，反现代派没有地方，没有桌子，也没有床。约瑟夫·德·迈斯特兴致勃勃地指出沙皇的侍卫长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习惯：“在他宽绰的府邸里，他根本没有卧室，也没有一张固定的床。他像古代的俄罗斯人一样睡觉，在一张沙发上或在一张行军床上，他心血来潮地随意让人支在这里或那里。”罗兰·巴特更是陶醉于这段引文，他是在一本西奥朗给他的德·迈斯特的选集中发现的，这使他想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的波尔孔斯基老亲王，它足以使德·迈斯特的一切得到原谅。<br> 如果反革命与革命发生冲突——第二个特点，这是就它的对手的（现代的）措辞来说的；它在一种把它们无可救药地联系在—起的辩证法（如同德·迈斯特或夏多布里昂和伏尔泰或卢梭）中驳斥革命：因此，反现代派从它的根源上说就（几乎）是现代派，这种亲缘关系没有逃过圣伯夫的眼睛：“不应该根据无所偏袒的哲学家来评判伟大的德·迈斯特。在他的活动中有战争，例如对伏尔泰；这是用绅士的剑针对伏尔泰攻城略地。”关于德·迈斯特，法盖这样总结道：“这是18世纪的精神反对18世纪的观念。”作为革命言论的否定，反革命分子求助于同样的现代的修辞：在宣传中，里瓦罗尔像伏尔泰一样说话。反革命始于企图恢复绝对王权的传统，但是它很快成了面对多数的政治上的少数派的代表，它卷入了宪法的竞争。反革命游移于完全的拒绝和介入之间，这使它命定地站在对手的一边。<br> 第三个特点，是在反革命与逆革命之间应该做出区别。逆革命说的是抵抗革命的力量之总合，而反革命则意味着一种革命的理论。从这一点出发，使我们感兴趣的反现代派（反对现代派的力量之总合）就不如理应被称为逆革命派的那些人了，因为他们的反应建立在一种现代的思想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谈论反现代派，同时在思想上牢牢记住：反现代派并非任何现代派的对手，而只是现代派的思想家，它的理论家。<br> 这些关于革命的理论家熟悉革命的论辩，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或其大部分，或其最值得关注者，是启蒙之子，甚至常常是老的革命者。夏多布里昂在1789年之前曾经到埃尔蒙维尔朝过圣，他于1789年春参加过布列塔尼的第一次贵族革命；在《论革命》（1797年）一书中，他承认革命有许多好的地方，他接受了它得之于启蒙时代的东西，他拯救了卢梭，使他免责于恐怖主义的偏差。在复辟时代，卡洛斯派视他为雅各宾派，自由派视他为极端派；七月王朝时期，他的反对同时是正统派和自由派的，这很反常；他的“眼睛过于经常地为他那个时代周围的幻象所迷惑”，巴尔贝·多尔维利遗憾地说。伯克是一个辉格党人，针对王权，他为美国移民说话。德·迈斯特，老共济会员，到死都是—个专制的敌人。甚至波纳尔，1789年米尤的市长，以自由派的身份度过了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波德莱尔，在1848年2月，要求枪毙他的继父欧比克将军，而让·波朗，成为法国图卢兹百花诗赛评委会委员之后，回忆他在事业的开始时是—个恐怖分子。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经历过革命的陶醉。<br> 夏尔·莫拉斯尽管以一个文学批评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但不是—个反现代派，他在1898年揭露夏多布里昂的暖昧，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预见到某些灾难，并以一种嘲笑的、苦涩的、与己无关的口吻将其公布于众，就等于使公众对这些灾难有所准备。……这种现代保守派的偶像崇拜对我们来说尤其代表了革命的神灵。”夏尔·莫拉斯在一条注解中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夏多布里昂一直忠于革命的观念”，“他所愿意的，是没有革命的人和事的革命的观念”，他“终其一生是个自由派，或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码事”。没有人比这位法兰西行动未来的首领更好地总结了夏多布里昂对革命和启蒙的两重性了，这种两重性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反现代派的典型。<br> 反现代派与反动派<br> 最初的反革命分子属于三种学说：保守派、反动派和改良派。<br> 第—种学说的信徒是保守派或传统派，他们想恢复旧制度到1789年之前的样子，既没有它的弱点，也没有它的流弊；根据博须埃在他的《论世界历史》中提出的学说，他们捍卫全面的专制，就是说，自从路易十四以来的、在其全部的权威之中的传统的君主政体，其限制仅仅来自于习惯、自然法、伦理和宗教；他们为实际的和集中的王权的恢复辩护。<br> 根据第二种学说，反动派与佩剑贵族的历史权利相联系，因此与更古老的过去相联系；人们表示拥护贵族的前自由主义，就是说拥护大贵族的自由和绝对权利，他们在对被视为一种暴政的绝对王权表示屈服之前的自由和绝对权利。由于不相信古典的集权主义，人们要求回到“王国的基本法”和从17世纪以来就被遗忘的古老的习惯，而不是回到绝对的君主政体，就像投石党反对黎希留和路易十四的时代那样。人们赞扬封建的自由，远在16世纪的格言“王愿意的，法就愿意”生效和将“国王专制”强加于人之前。人们留恋选出的国王是人民的意愿的受托人那个时代。费纳隆，圣一西门，孟德斯鸠因此主张法国回到古老的制度。1787—1788年间，革命的前夕，佩剑贵族的历史权利的活跃的捍卫者首先是赞同人权宣言的，这个宣言保护了一个专制君主的国家，但是他们在1789年8月4日的夜里和取消特权之后改变了意见，开始指责民主和共和主义。<br> 如同拉博埃西和蒙田一样，他们向往着一种威尼斯所代表的贵族共和政体。无论如何，自由主义是一种贵族的创造，以抵抗在神圣联盟和投石党时代日益强大的君主政体的专制，如高乃依和孟德斯鸠：像保尔·贝尼舒观察到的那样，“在民众的政体和专制的政体之间”，他们捍卫“古代式的温和的君主政体”。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前，就明白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他的前提：“从来也没有比封建时代的法国贵族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更骄傲、更独立的贵族了。在中世纪的法国乡镇和不同时期举行的三级会议上，民主的自由精神不曾以一种更有力、我几乎可以说更野蛮的性质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一直道谁给的私生的君主制更合得来。<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