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卢卡奇和斯大林主义者格洛普之所以对黑格尔的评价截然不同,其最终原因却在于他们对较新历史时代的意义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对卢卡奇来说,近代发展的决定性断裂在于资本主义的来临,正是资本主义使一切人的关系变成了以社会为中介的关系,从而使世界完全成为人(尽管目前来看是无意识地)所创造的世界。与此相应,他研究了为什么能够在无产阶级中首先产生关于这个整体的恰当的自我意识,并且把从康德至黑格尔的伟大的古典哲学以及同样伟大的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阐释为众多伟大的(必然失败的)试图达到对社会整体恰当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尝试。他指出了为何古典的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达到的顶点是关于社会的二律背反的意识。黑格尔发现了对这种二律背反的最明晰的表达,因为他放弃了一切空想的解决方案(甚至放弃了对解决方案的呼吁),而仅仅在观念的彼岸思辨地消除了现实的对立。
对格洛普和苏联意识形态来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决定性的、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在努力彰显这一事件的积极方面的过程中,一切可能使人想起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连续性的东西,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对1923年年轻有为的、满怀希望的革命者卢卡奇以及1956年作为反对派的波兰而言,并不需要强调对立,突出纯粹理论的差异。他们所关心的是实现一种在实践中与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社会不同的社会秩序,它“通过实现人道主义哲学(抱负)来扬弃”人道主义哲学(抱负)。与此相反,苏联意识形态家所为之辩护的却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徒有其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追赶”西欧以资本主义方式所实现的工业发展。坏的实践的相似性要求更加有力地强调理论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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