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我先从较少为民众所注意的《区隔》之后记和布尔迪厄《艺术法则》之间的差异谈起。首先，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显然处于（论证的）中心舞台，它提倡的非功利性——审美判断之“无目的的目的性”——充当了处于净化过程和社会过程中心的被否定的社会关系的象征，通过净化过程优雅的（refined）趣味与粗俗和野蛮区分开来，通过社会过程，资产阶级象征性地与工人阶级区分开来并使这种区分合法化。但是，在《艺术法则》的后记中，康德虽然处于幕后，但也同样在场。在这篇后记中，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于艺术的承诺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这种承诺被确认为反对市场和国家的双重侵蚀、保护艺术的自治的手段。在阐明这个观点的时候，布尔迪厄强烈要求知识分子承担起恢复作为自由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历史记忆（anamnesis）的责任，通过自由政治，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首先将试图恢复为了集体的普遍性进行的斗争的历史，集体的普遍性就暗含在过去为了艺术和知识自治的斗争之中；其次他们反对国家和市场，维护自治，同时试着拓宽其社会范围。简言之，他提出了一种如果没有审美判断的作用就不可想象的自由政治，康德把审美判断的这种作用视为一种自由的实践，这种自由的运用包含着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的历史投射。<br> 我指出两个后记之间的这种张力，目的是为了强调康德的非功利性在其中呈现出的两种极其不同的“运用（takes）”：它首先体现为布尔迪厄在其批判中对（审美非功利性）的象征性运用，在这些批判中，通过主张审美判断的非功利性，把资产阶级的趣味与显现在工人阶级必需性趣味中的利益考虑区分开来，掩盖了背后的阶级利益；第二，作为布尔迪厄思想的先兆，这种非功利性明显地体现在其后期的著作中，如《帕斯卡尔沉思录》等，目的是为了推进关于艺术自治的诠释，进一步阐明某种对普遍价值的非功利性兴趣，后者也是他进行启蒙斗争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布尔迪厄对于康德审美观和后康德审美观这些方面的强调实际上遮蔽了这个遗产的第三个方面，在这种遗产中，美学通过自由主义政府的文化技术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兰塞尔和让一菲利普·乌泽尔（Jean-Phillippe Uzel）都注意到，布尔迪厄没有充分考虑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1790）的出版日期，也没有注意到它所关系到的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争论，这种疏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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