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革命先行永承其志——毛泽东与孙中山
毛泽东和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闻名于世的两大伟人。说到毛泽东与孙中山的关系，还得从20世纪初说起。
1911年春，在省城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受当时革命风潮的鼓舞，开始摆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的影响而转向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一边。到长沙不久，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读到了著名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读报中他得知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他深受革命志士事迹的感染，心情激动，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贴；在墙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向师生发表了自己的政见：赞成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民国，组织新政府，把孙中山请回来，出任总统，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分任国务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此时毛泽东不可能见到孙中山，他也不可能弄清楚革命派与维新派的本质区别。当时，他甚至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与活动的了解也不全面。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中已进发出拥护进步思想，拥护民主革命的火花，已经产生了一种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孙中山民主共和的革命主张的思想意识。在省城，毛泽东接触了更多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了解到当时立宪派发动的君主立宪运动由于受时代的局限等方面的原因而破产的事实。他认真思考，觉得救国之途，唯有走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的民主革命道路，中国才有出头之日。思想上的转变使他行动上也有了明显的表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革命与反对清王朝的决心，他动员同学和他一样剪掉了长辫子。1936年，在延安的窑洞中接受美国记者诺的采访时，他回忆到这件事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毛泽东不仅在学生中带头剪掉了辫子，为了响应革命，他还参加了新军。然而，由于革命派的阶级局限性等方面的原因，最后，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尽管革命失败了，但毛泽东从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启示。1915年9月，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之际，毛泽东受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受到陈独秀等人鲜明的反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权、民主主义的思想与立场的影响，他反思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两场政治运动失败的原因，初步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即像康有为、孙中山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可能找到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虽然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还不会用它来总结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已模糊地认识到康、孙的理论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另辟他途，另找“奇杰”来领导革命，“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
令两位伟人事前都不可能料到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到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和孙中山，在列宁的影响下，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与帮助下，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大旗下，为促使国民党改组成功，两人竞走到了一起，且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从1922年起，孙中山为了使日薄西山的国民党起死回生，重新担当起拯救中国的重任，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与毛泽东，一位是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毛泽东此时正在全力以赴，积极推进国共合作的进程。这样，历史的机遇让他们见面了。1924年1月，在广州，国民党“一大”召开，两人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中会面了。尽管年龄、资历、身份上差异大，但两人却志同道合，力排众议，一心为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以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而团结奋斗。
在国民党“一大”会上，讨论党纲党章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
孙中山亲自指定毛泽东、李大钊、廖仲恺等参加章程审查委员会。
当会议讨论章程审查报告时，国民党右派提出了“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跨党案。这一提案意在排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破坏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合作。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维护孙中山重新开创的革命大业，毛泽东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与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申明：我们愿来加入国民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在讨论《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时，毛泽东发言指出，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既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主动、积极与认真的态度，在讨论各项提案中，发表了不少中肯的意见，为大会所吸收。最后，在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中，就有毛泽东的名字。大会选举结果，毛泽东与李大钊等十位共产党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大业，努力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正当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要求国共两党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之际，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在北上途中，于。1925年3月病逝在北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国民党右派在即将发动北伐战争的紧要关头，却背弃了孙中山的遗训，背离了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破坏了国共合作。在这逆流翻滚，黑云压城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联合以廖仲恺、宋庆龄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力挽狂澜，继续战斗。
虽然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将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毛泽东始终铭记孙中山这位革命先驱的历史功绩，也始终未能忘记孙中山这位先行者的革命遗训，他在所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在对党内同志所作的讲话和报告中，一再充分肯定孙中山在发起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面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充分肯定孙中山为推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960年8月，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说道：“我们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不崇拜唐太宗、宋太祖，也不崇拜孔子。我们只崇拜孙中山，因为他搞辛亥革命有功。”1966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满清，也搞武装斗争。保皇党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两个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肯定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功绩，肯定孙中山先生为推进国民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并非笼而统之地加以肯定，而是加以具体分析。
首先，毛泽东肯定孙中山为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作出的贡献。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与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这寥寥数字虽然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单描述，但却道出了孙中山对建立同盟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1906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毛泽东在所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对这场论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使用“旗帜”一词，可以说是对孙中山在论战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的肯定。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领导了数次武装反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毛泽东仍肯定其积极意义．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从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这些起义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其次，毛泽东对辛亥革命这场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功绩作出了科学的评价。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的整体分析与论述之中。他告诫人们，在分析这场革命时，先要把它放到当时国内国际的大背景下看待，这样，才能为后来这场革命的发展与失败以及它的历史功绩的评价定好位。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运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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