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出张关求学期间，曾多次回到韶山。当他走上革命道路后，仅回过五次韶山，但每一次回乡的意义都非同一般——
    1921年，2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韶山冲，一是为父母扫墓，二是说服全家跟他出去干革命。
    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以养病的名义再次回到韶山，领导和开展韶山的农民运动。
    1927年，为了考察农民运动，34岁的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徒步在湖南农村考察了32天。
    1959年，66岁的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以主席和游的双重身份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挨家挨户地走访调研，为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准备第一手资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73岁的毛泽东第五次回到了韶山。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韶山，在滴水洞的别墅里住了12天。

    旭日东升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稻田里，一个穿着肥裆蓝裤的男孩坐在竹凳上，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他身体单薄，但个头对于一个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高的。他的大眼晴充满梦想。这个孩子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那些来寻食的鸟儿吓走。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踞守在谷底，一切都是和谐的，只有坐在竹凳上的那个男孩身边那本翻旧了的书和宁静的大自然以及20世纪初这个亚洲乡村的生活有些不和谐。
    这是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的开篇对毛泽东的描写。
    根据罗斯·特里尔的描写，这时的毛泽东应该是八九岁的样子，时间大概是1902年，一个旧的世纪已经结束，一个新的世纪才刚刚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在湘乡四都唐家圫（后改为棠桂阁）他的外婆家度过的。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毛顺生把他接回韶山来入私塾读书。
    从8岁到16岁的这段时间，毛泽东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的时间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在私塾学习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
    这个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闭塞的韶山冲，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途径仍然是私塾。在私塾里，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一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教育，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毛泽东不是太喜欢这些枯燥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烂熟于胸。学到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再加上后来走出韶山冲的七年“洋学堂”，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几年的行伍生涯，并没有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带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回到离别多年的韶山冲后，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史。边种田，边做生意。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且克勤克俭，逐渐富了起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而且开始有了盈余。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个少年性格的生成，家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父亲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17岁便开始当家理事。当时，父亲毛翼臣交给他的是六七亩薄田和一笔沉重的债务。开始他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心想振兴家业，但事与愿违，家境非但没有好转，且每况愈下。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当兵，因为当兵是毛氏家族沿袭已久的改变生存状况的一条途径。他也想和家族的许多人一样，通过当兵，捞个一官半职，或者能攒下一笔钱来养家糊口。于是，他毅然投身行伍，在外头呆了好些年。
    然而，当兵除了增长了一些见识之外，并没有给毛顺生带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回到那个离别多年的小山冲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史。他不再一味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一边种田，一边做些小生意和别的营生。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且克勤克俭，逐渐积攒了一些钱。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而且开始有了盈余。
    1903年，当毛泽东十岁的时候，毛顺生成了韶山冲一个新起的中农，他自耕15亩田，每年可收60担稻谷。全家五口人（父亲、妻子和两个儿子：父亲去世后，又添一子，仍为五人）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就会有25担的盈余。毛顺生把这些余谷加工成大米后出售，开始做米生意。后来又得到岳家亲戚的帮助，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地购进稻谷，雇用帮工，扩大生产，并逐渐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至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去湘潭易俗河等地销售。他还贩卖耕牛，饲养生猪，积攒了一些资本，1904年又买进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使田产增至22亩，比往年多收入24担稻谷，升到了当时“富农”的地位。
    在清朝末期，湘潭县隶属长沙府，就地理位置来讲，湘潭是湘、粤、赣三省的水陆交通枢纽，又是一个面积大、人口多的大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洋经广州进口的商品，运至湘潭，再转销内地各省。内地的农产品，如茶叶、蚕丝、药材等，也由此转运出口。当时的湘潭，百舸争流，商贾云集，且陆路的肩货工人不下10万。1905年，湘潭被辟为寄港地，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购置了一批浅水轮，专驶长沙、湘潭两地。西方资本主义的渗入，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少数人则通过经商幸运地走上了富农经济的道路。毛顺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已经成为“富农”的毛顺生，大部分时问都用在做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田间的耕作和经营管理，就交给了这个长工。农忙时也兼雇短工，并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作。由于典地比买地更便宜，且不用自己操心农田，有利于专心经营生意，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许多别人的田地。一来二去，他的资本增至2000元。
    毛顺生善于经营，靠勤劳起家，但却是一个自私刻薄的人。他做米生意，荒年时却不肯将米平粜出去。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寒，不得以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七亩地时，毛泽东和母亲不同意，毛顺生就嚷着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事仍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多次和堂弟毛泽连（毛菊生之子）谈起这件事，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杜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给他记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问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商务往来的需要，毛顺生印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纸票，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
    “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南杂品等几个门市部的大店铺，其老板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姓赵。毛顺生为了与“吉春堂”结盟，一手包办了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的婚姻。除“吉春堂”外，毛顺生还与韶山关公桥的“长源河”、韶北的“忠义顺堂”、郭家亭的“南杂店”、杨林的“毛重庆”、永义亭的“李福胜”、银田寺的“长庆和”、章公桥的“彭厚锡堂”、湘乡的“钱家米店”、湘潭的“裕盛米店”等上十家店铺建立了密切的商务关系，有了一批商业上的伙伴，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
    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毛顺生，开始踊跃参加家族事务，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1911年，韶山毛氏三修族谱，毛顺生是司事之一，主管房修项目，名排第三。此外，毛顺生还热心公益事业，捐资修路修桥，韶河上的“韶麓桥”就是1919年通过捐资修建的，毛顺生曾捐银洋四块，居个人捐款的第三位。对于节俭得近乎吝啬的毛顺生来说，能拿出～部分钱来用于族务和公益事业，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那种“内紧外松”、好讲面子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毛顺生的确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兼而有之，其才能超过父辈，在家族和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声望。
    毛顺生本来身体强健，但奔波和劳累过度，1920年1月23日，因患急性伤寒病而去世，享年50岁。
    毛顺生去世时，毛泽东正在北京从事湖南“驱张运动”，对家里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毛泽覃正求学长沙也不在家。丧事完全是由毛泽民夫妇料理的。毛泽东的老师毛麓钟为他代写了泣父联，兹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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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东升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几年的行伍生涯，并没有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带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回到离别多年的韶山冲后，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史。边种田，边做生意。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且克勤克俭，逐渐富了起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而且开始有了盈余。
生下毛泽东后，文七妹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又盼到了一个儿子，忧的是害怕毛泽东又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根基不稳”。为保佑毛泽东平安无恙，文七妹除了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并虔诚地吃“观音斋”外，又一连让毛泽东拜了两位干娘。
与父亲的刻薄、自私相反，母亲文七妹的仁慈博爱和乐善好施的高尚风范，像雨露般滋润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田。一个父母性格迥异的家庭，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锻造了少年毛泽东的品质。
偏僻闭塞的韶山冲已锁不住毛泽东那颗年轻火热的心。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要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外面的世界去，去闯一闯，去干一番事业，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上下求索 初期的革命活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听了演讲后，毛泽东心情非常激动。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直接奔赴到推翻清王朝的第一线。
这些书，毛泽东每阅读一本，都觉得有新的内容、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深入细致地思考，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受到了空前的启示。
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老师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深刻的教益。1937年1月，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在祝贺徐特立60岁生日的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还是我的先生。”
“游学”式的社会调查活动，使毛泽东更加了解中国城乡社会，知道了广大人民的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  增强了他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了调查研究的作风，为他后来担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整整一个暑假，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住在岳麓山爱晚亭里，各自只带着一条毛巾、一把雨伞和随身的衣服，每天只吃蚕豆饭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每天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就是读书、看报以及谈论和思考问题。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从夏天到冬天，毛泽东都在一师校内外为反袁斗争奔走呼号……
战事逼近长沙，轰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入人们的耳际，一队队丢盔卸甲的败兵和敞怀露胸的散兵随处可见。长沙城中有关战事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情况万分紧急。
毛泽东的初期进步思想、正确思想和大无畏的作风，  已经形成了一种革命的传统，这种传统意义深远，整整影响了一代进步学生和热血青年。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之4名热血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这一群风华少年是第一次离家远行，风儿随车行，心儿随车去。心中有依恋，但更多的是希望。
毛泽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说，他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开始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28岁的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标志着以毛泽东等为首的一批有志青年，在摸索中有了引路的明灯，真正走上了伟大而艰辛的革命之路。
一回韶山 引导全家投身革命
一人革命固然光荣.全家革命更是英雄。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毛泽东在长沙积极发展党团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加革命。1921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韶山冲，一是为父母祭坟，二是说服全家跟他出去干革命。
炉中的火烧得旺旺的，映照着一张张坚毅而兴奋的脸膛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湖南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矢志救国救民不惜抛家舍业的共产主义者，兄弟二人的心灵在1921年这个寒冷的春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终于要出发了。这一天，毛泽民起得特别早，恋恋不舍地在房前屋后转了几圈，又仔细地查看了鱼塘。他深情地望着自己和父亲辛勤劳动扩建的上屋场，眼里浸满了泪水。最后，他对着生活了25年的祖屋，深深地鞠了一躬。
……
二回韶山 播火家园初染红
三回韶山 风雨故园起农潮
四回韶山 别梦依稀故园情
五回韶山 晚来乡思情更深
珍贵遗物 风范长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