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一 什么叫做“经”
我人研究经学，在未曾读经以前，有个先决的问题，便是要明了什么叫做“经”？按之《说文》：“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也。”经字的最初意义，原来是指“织物的经纬线”而言，织物而没有经纬线，那就不能造成缯布。推之于治天下之道，真是千头万绪，很难着手，须得立个“纲领”，行事才有条理，也正如织物的须有“经纬线”一样；因此“以经纬成缯布”之说，便可借为“经纶天下”之意。《易经·屯卦》：“君子以经纶”，这是由“经纬”假为“经纶”的一个例证。
又按《周礼·天官·太宰》说：“以经邦国。”注日：“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经既可以作“法”解，则凡古代圣哲言行政教之载在典籍，其能垂训戒而作“法则”的，我们都得尊称它为经。王逸注《离骚》，他又说：“经，径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如是，则经之为义，经之为书，简直可以算它是：“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常用之而无所不通了。”
我现在再根据上面的话，总括起来，为经字下个“界说”道：“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可以垂训戒而作法则，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才得称它为‘经’。”
二 “经名”的来源
经的“名称”，始见于《国语》，有日：“挟经秉抱”是。在《国语》以前的书籍中，却未曾见有经名。《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尊称为“经”，都是后人所题名的。《孝经·锡命决》，引孔子之言，说是：“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这是“纬书”中始称“经”名的。《庄子·天运篇》则说：“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后世“六经”的名称，实始于此。由上三说看来，称“经”之见于“传”及“纬书”、“子书”的，都在秦汉以前的时候。
《礼经》：“乐正，崇‘四术’以教士。”什么叫做“四术”？便是《诗》、《书》、《礼》、《乐》。先王于此四端，其设教原来已经很久了。《易》虽常用之于“卜筮”，然而它那精微的道理，断非初学的人所能通晓。《春秋》虽公其记载，然“策书”也不是普通人民所得尽窥的。所以《易象》、《春秋》，直至韩宣子到了鲁国，才得看见它。因知当时诸国的施教，未必都能备此六者。这是古人以“四术”作为“四经”的一种说解。
扬雄《法言》，仅说“五经”的情形，而不称“四术”和“六经”。其言日：“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这是因为汉代经秦始皇焚书以后，《乐经》早已散佚，所以扬氏略而不提，只称“五经”。班固《白虎通·五经论》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日‘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此与扬氏称经之说，虽微有出入，不过他也主“五经”，而不称“四术”和“六经”，还是相类的。从上扬、班二氏书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用“四术”之说，参之以《易》，而称为“五经”的。这又成了一种说解。
三 “经目”的递增
依上节所载：有《礼经》的“四术”，《天运篇》的“六经”，《法言》、《白虎通》的“五经”，各家对于“经目”范围的见解，显然有不同的现象。到了后世，更递见增加，于是遂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等许多名目。今将各种“经目”递增的阶段，列述于下：
（1）“七经”《后汉书》注：“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宋刘敞《七经小传》，以《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为“七经”。清康熙《御纂七经》，则指《易》、《书》、《诗》、《春秋》、“三礼”等七种。
（2）“九经”唐时所立“学官”，以《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九经”。开成问刻石国子学，亦与此同。一说：《易》、《诗》、《书》、《礼》、《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周礼》为“九经”。
（3）“十经”《宋书·百官志》：“谓《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是为“十经”。
（4）“十一经”于“十三经”中，除去了《论语》、《孟子》，便为“十一经”。因宋儒以《论语》、《孟子》列入于四书的缘故。
（5）“十二经”《庄子》的《天道篇》里有“翻十二经以说”之言。说者谓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外，又加了“六纬”，便合成为“十二经”。
（6）“十三经”这是说于《易》、《诗》、《书》、“三礼”、“三传”以外，再加上《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书，便成为“十三经”。近世言“广义的经目”者，多以是为准。
（7）“十四经”后人尝于“十三经”之末，附以《大戴记》，称为“十四经”。
以上所胪举的各条，无论其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总括的说一句：凡是可以列入于“经”类的，大抵不外乎“五常”之道和“六艺”之文罢了！
四 经书的“体制”
经书中的涵蕴，范围极为广大，所有我国古来一切的天地人文、学术、政教，统给它包括无遗。后世文章的种种“体式”，以及文家的任何“作品”，大约总脱不了“经术”范围以外。今引用《史记》和《淮南子》中的两段话，以说明“经书体制”的大概情形。
《史记》说：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生，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淮南子》说：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辨义者，《春秋》之“靡”也。
按以上所引的两段文字：《史记》这一节，是说各种经书的特长之处，及其致用之方；《淮南子》这一节，是说各种经书感化人文之德；然都能把经书体制的内容情形很简赅地说出，给我们读经时一个极好的指示！
经书的“体制”，如果再从广义方面讲，真所谓“包罗万象”，实开后世一切文体的先河。例如论、辨、说、解、序、跋等体，是《易经》统其首的；诏、策、章、奏、表、启等体，是《书经》发其源的；辞、赋、颂、赞、诗、歌等体，是《诗经》立其本的；铭、诔、箴、规、祝、祭等体，是《礼经》总其端的；纪、传、移、檄、关、牒等体，是《春秋》为其根的；故文体的种类，虽支衍蕃生，十分众多，然归其大要，都是宗之于经书的！我今再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中一段文字，概括地再把“经书体制”说一下，作本节的结束。
《文心雕龙·宗经篇》说：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轻，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华，六则文丽而不淫，以为禀经制式，酌雅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五 经书为后世一切学术的所宗
经书的文字，体大而思精，可说无美不备，所以后世的一切学术，没有不依以为宗的。战国之世是我国学术思想最光华灿烂的一个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正如风起云涌，十分昌盛；然而我们一究他的内容，还是十九根源于“经书”中的。例如老聃的学说，一本“阴阳变化”之道；庄周、列御寇的学说，大都托之“寓言”、“假象”；这三人的学术思想，都是根诸“《易》教”的。邹衍之学，专好“侈言天地”；关尹子之学，专好“推衍五行”；他二人的学术思想，都是根诸“《书》教”的。管仲、商鞅的法制，意在“创制国家的政典”，这是根源于“《礼》教”的。申不害、韩非的刑名，旨在“归正赏罚的措施”，那是根据于“《春秋》之教”的。除此以外，又若杨朱、墨翟、尹文的言论，苏秦、张仪、孙武、吴起的学术，我们辨别它的源委，归纳它的旨趣；以及“九流”之所以分，“七录”之所以叙，都于“物曲”、“人官”，得他的一端，而不自知其全是“经书的遗物”咧！
经书不但为周秦诸子一切学术的根源，便是后世著名的文学家，如唐代的韩退之、柳子厚诸人，他们的文章，也莫不取法于“经书”。韩氏之言日：“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于此足见他的学问，全从三代的经学，参以两汉的作品而得来的。他在《与国子诸生进学解》中又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这是他极力推崇经书之处，也正是他得力于经书之处。柳子厚的文章，后人评它为“雄深雅健”，然亦得力于经书者居多，我人但看他《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文字便可知道。其言日：“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这便是柳氏学问得力于经书的一个“明示”了！
由上以观，那么“后世一切‘学术’、‘文章’，都根源于‘经书’的”这一句话，哪里是虚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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