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普陀海洋文化研究会会长。
    郭万平，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普陀历史悠久、人文深厚，远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普陀更是东亚海上丝路的重要中转站之一，距日本长崎港852公里，离韩国仁川港897公里。历史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通过航海在这块海洋区域得以实现并相互融合，因而在普陀留下了丰富灿烂的历史人文遗存，如春日丸与桃花岛的白雀寺、如韩国孝女与东港的沈清院，如日本高僧慧锷与普陀山的不肯去观音院等等，在史书典籍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世界三大群众渔港之一的沈家门渔港，如16世纪东亚民间贸易中心双屿港，如古代海商航行风动力帆船的主要通道、被成为普陀“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石牛港等等，至今普陀人民和日韩两国沿海一带的人民仍保持着许多生活习俗包括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似性。

    佐伯先生认为，新安沉船“具有以东福寺造营料唐船为主体的集合船性质”，是“以东福寺——纲司为线雇佣的中国船只”（第234页）。多人货主混载货物的“集合船”，与东福寺雇船这一评价相吻合的话，那么，除东福寺以外的货主与东福寺进行交涉请求装载货物的这一假设也就有必要了。据此看出，虽然东福寺是这艘贸易船只上最大也是“公的”货主，但充其量不过是多数货主中的一员，这样不就与所载货物的情况相吻合了吗？
    反过来说，多人货主混载货物的贸易船只——新安沉船，也可以推及其他的寺社造营料唐船，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对寺社造营料唐船还需要重新认识。“寺社造营料唐船”这个名字，并没有完全说明它的性质，它只是表明了贸易船只在特定的时间内的特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招牌”这一比喻更妥当。不断往来于中日两国的普通贸易商船，在日本一中国一日本这样一个往返的航海期限内，获得了幕府“寺社造营料唐船”的招牌，享受到一定优待和保护，作为代价，须将贸易利润的一部分用来作为营造寺社费用的捐款。因为其基本运作，就是普通商船的日常活动，所以，在作为“寺社造营料唐船”期间，对于寺社以外的货主来说，它并没有与一般商船有任何特别之处。
    在记载寺社造营料唐船名字的文献史料中，除招牌外，也别无发现。在《天龙寺造营记录》中，仅记录贸易船只与营造天龙寺相关部分，那是理所当然的。幕府在作为得到营造费用的代价而下达给予保护、优待命令的公文中，除贸易船只的“寺社造营料”以外，也不可能从侧面提及其他情况。新安沉船这一整体实物资料的出现，才第一次把隐藏在招牌后面的真相挖掘出来。
    佐伯先生认为，元日贸易船只一般来说是“主要利用日本的船只，博多附近也出现了造船的例子”（第210页）。这里的“日本的船只”，似乎可以解释为日本制造的船只，但是新安沉船的出现，推翻了这个所谓的常识。这艘船是使用在江南生长的树木（恐怕也是在江南）建造的中国式船只，所以，经营主体是中国的贸易商人，这是最明显的解释。我们虽不能从文献中出现的“唐船”、“日本舶”直接看出船只的船籍是中国抑或是日本，但是，从实物资料新安船的遗物中，我们可以知道船只的经营主体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作为新安沉船的船主，运载了很多自己货物的“纲司”，十有八九是中国人。这么说来，对认为天龙寺船的“纲司”至本是日本商人的通说，是否又要进行重新探讨了呢？

序
序二
“寺社造营料唐船”再探一——以贸易、文化交流、沉船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与普陀山
16世纪40年代的双屿走私贸易与欧式火器
兰秀山之乱与明初海运的展开——基于朝鲜史料的明初海运“运军”素描
宁波海上的佛狼机集团与马六甲网络组织——南蛮贸易前史
黄鱼洄游人在人间——从渔业、渔民的视角重新审视舟山历史
明代万历年间普陀山的复兴
策彦周良两渡朝贡与海禁
由普陀山传承而来的日本的观音——以福井县天妃妈祖观音像为中心
观音信仰与海域世界
日本中世以来“补陀落渡海”述略一一兼评根井净著《改订补陀落渡海史》
日本“九州大邦主”大友氏与舟山岛
杭州湾北岸与舟山之间海上交通变迁考略
普陀拙子事迹访考中的日本元素
鉴真号复活与中日文化交流
“不肯去观音”传说新探
“水仙信仰”与“沈清祭海”的文化关联
从“沈清故事”看舟山沈家门在中韩友好交往中的历史地位
普陀紫竹观音及其东传考略
从日本“唐人墓”看东亚海域交流
后记
著译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