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羡慕住在一院的孩子，家属楼的边上就是食堂，每天都能闻到那饭菜的香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对我而言，每次去一院都像是过节。看电影《奇袭》，到游泳池去泡水，看一场隔壁梅林罐头厂罗马尼亚实习生与学校教师的足球比赛，甚至与那些割草贴补家用的校工孩子一起去一院的操场割草，也是我最喜欢的娱乐。
这都是在1972年以前。学校南迁之后，只在校园里留下几间屋子作为水产学院的留守处，我常去那里领取父亲每月留给我们母女的部分工资。别的建筑都被什么陶瓷仓库、教育学院、招待所等瓜分一空。
大门虽还能随便进出，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必须面对的。本是同根生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念在手足情分上，尚允许水院的家属去他们的浴室洗澡，但他们的家属只收五分钱，水院的家属要收一毛钱。一回我和邻居结伴去洗澡，我的票子尚未用完，便在屋外等着。邻居是东海所的家属，就买五分票。售票的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看到了窗外的我，以为我图便宜让人代买冼澡票，再三盘问买票的女孩是不是买了自己洗。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我知道原委后，屈辱的感觉任浴室的大龙头怎么冲洗也挥之不去。直至今天，当我每天在家舒服地洗澡时都时常会泛上一种酸楚的感觉。
留守处，是个特殊的名词，是上海的家属与厦门的亲人之间的一个联络站，有点像厦门水产学院驻上海“大使馆”。我去领父亲的工资时，顺便打听一下最近有谁回厦门，欲给父亲带些卷面猪油一类的食品。那个晚上，我陪着母亲到留守处给父亲打长途电话，为商量换房的事。学校给了我家两间房，但因楼层和邻居的原因，让我母亲犹豫难决，留守处便让我们同父亲在电话中尽快商定。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打长途电话，很难打通。好不容易接通了，又说父亲不在宿舍。那天集美小镇正放电影，那头的热心人便到电影院让人举牌寻找。第二天，几乎所有碰到我父亲的同事都关心他家发生什么大事了。那年代，打长途是有些惊心动魄的。每到寒假，我和母亲、妹妹一同去留守处坐上安排好的客车到北站接父亲。留守处的存在，犹如寒屋中一个废弃的壁炉，虽已无甚光热，但经常望见它，还能给人一丝慰藉。
鹊巢鸠占的日子里，教育学院始终都是水院人心目中的入侵者，而到了水院人急欲归去来兮的历史性时刻，它更成了最大的障碍。奇怪的是，把它赶走另给它找个新校址竟成了水院普通教师的义务。我的父亲和一帮同事去各有关部门呼吁“还我老家”，他们甚至找了教育界名人谈家祯。最后，也不知是哪个环节起了作用，“眼中钉”终于拔去。1980年初夏，我与我的儿时好友思梅在一院一间刚腾出来的宿舍里重逢。思梅他们几个男孩女孩是经过特许提前回沪入籍参加高考的，他们的父母户口和人都还在厦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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