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业巨子岑国华
岑国华是我国民族纺织工业史上一位德高望重的企业家。这位出身于乐从桑农家庭的穷孩子，从一个小小的丝厂学徒开始，凭着乐从人特有的勤奋、睿智、慷慨的优秀品质，终于成为我国工业史上的名流。
岑国华，小名岑妥仔，原名岑汝鎏，字国华。1886年，岑国华出生在乐从葛岸村一个贫苦桑农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岑国华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辍学了。当时，村里有顽童欺负岑国华，笑话他的模样，说：“岑突仔，眼光光，头阔皮黄额不亮，瘦得一身皮包骨，样子不像发财相。”
但聪明懂事的岑国华并不在乎同伴的取笑。1899年春节的时候，12岁的岑国华和小伙伴们在村里的池塘边玩耍。在本村瑞和伦缫丝厂当掌柜的堂叔岑细礼刚巧从塘边走过，他见岑国华特别聪明伶俐，便和岑国华的父亲商量，让岑国华到瑞和伦缫丝厂做了学徒。
就这样，12岁的岑国华开始了自己的纺织事业。
在瑞和伦缫丝厂，岑国华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热情。他头脑灵活，手脚勤快，工余时间不是读书看报，就是主动帮堂叔做些力所能及的记账工作。小小年纪的岑国华深得堂叔欣赏。
在瑞和伦当学徒两年后，岑国华由堂叔举荐到广州的永和丝厂当伙计。在永和丝厂的几年，勤奋、上进的岑国华没有流连于广州繁华世界的声色享受，而是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对缫丝及丝织行业有了更专业的学习和更深入的了解。那几年，岑国华还利用晚上时间，先后到仲恺农业学校的蚕丝研究班学技术，到广州的高等学府学习管理，这些都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永和丝厂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日渐衰落而歇业。岑国华在该厂做工几年后，回到故乡葛岸村。他一回来就被瑞栈聘为“买手”，不久还成为股东之一。正是从这里开始，岑国华为日后的独立创业奠定了经济基础。两年后，岑国华到桂洲开了一间名为大和生的丝厂，从12岁在丝厂当学徒开始，8年后，20岁的岑国华终于成为丝厂老板。
当时的顺德缫丝厂使用的大都是机械化程度不是很高的脚踏式缫丝机。在广州见过世面的岑国华一直在探索一种更为先进的缫丝方法。他听说日本发明了一种复式缫丝法，效果很好，于是亲赴日本，购买了一批新机器试验。他改四角车丝为六角括丝，使缫丝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同业们看到他以技术改革带来的生产变化，也纷纷模仿学习。一时间在广东缫丝领域掀起技术改良的浪潮，广东省的生丝产量随之大幅度提高。而岑国华作为这场技术改革领头人也在业内外名声远扬。
接着，岑国华又在南海县的南庄、石湾等地开办了几问技术先进的缫丝厂。看到技术改革为缫丝业带来的巨大进步，岑国华再接再厉，在科技及人才方面不断投入。他在暨南大学创办了生丝研究所，改进生丝生产技术，创新出“鸡球”粗丝和“明珠”、“飞轮”精丝这三种世界有名的优质产品，深受欧美及东南亚市场的欢迎。为了培养缫丝人才的长远计划，岑国华还投资仲恺农业学校，开设专门的蚕丝养殖研究班。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全部分配到乐从附近的农村，进行土壤改良以及蚕桑养殖方面的改革试验，从而使乐从当地出产的桑、蚕、茧、丝的质量不断提高。
由于在缫丝领域诸多极富前瞻性、战略性的做法，岑国华的缫丝产业也得到快速扩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岑国华已经拥有18家大中型的缫丝厂，分布于顺德各村镇和南海等地，从业人员逾万人，年产生丝40万担以上，成为地道的广东丝业巨头。不仅如此，他还大胆涉足贸易和金融行业，以缫丝为生产核心，建立起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生产贸易王国。
为了业务发展的需要，岑国华又在广州开办了永泰隆丝庄，专门代办下属各厂的生丝销售以及税饷征纳业务。由于他在业界德高望重，广东省内很多业界单位都委托他的丝庄办理业务。他还在沙面法租界设立了永泰隆洋行，和日本、印度以及欧美等多个国家进行生丝的国际贸易。当时，单是丝庄和洋行的年营业额就在一千万两银元以上，居广州三十家大丝厂之首。
为了保证资金周转，岑国华还在广州十三行开设了贞记、贞祥、源记和发记等四间银号，以解决自己本身以及行业内的资金周转问题。这样一来，岑国华在业界的声誉更高了。由20世纪20年代末起，岑国华被推选出任广州市商会会长和仲恺农业学校名誉董事长等职务。
1929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到生丝的销售，岑国华的缫丝王国当然深受影响。他在顺德各地的缫丝厂产量锐减，纷纷倒闭，到日寇侵华前夕仅剩广州的四间缫丝厂。广州沦陷后，岑国华转向香港，继续从事生丝国际贸易和银号事业，但还是没能摆脱战争给民间带来的创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岑国华运往印度途中的两千多担生丝被日机炸沉，损失惨重。接着，他在香港银号的剩余资金又因香港沦陷而被冻结，银号也因日军对香港的轰炸而受损。这一系列的打击使这位一生努力拼搏、德高望重的民族企业家心力交瘁，病情陡然加重。1942年，岑国华与世长辞，年仅56岁。
岑国华一生爱国爱乡，扶掖后辈，乐善好施，堪称一代仁德风范。对家乡乐从的公益建设，他也不遗余力。他经常向当时的柔济医院、明仁医院（乐从医院的前身）捐款。他还多次向乐从的慈善机构捐献。无论是家乡修桥补路、筑堤围、建茶亭、施粥饭，他都慷慨解囊。他为家乡人民奉献的赤子之心，乐从人口碑相传。
“乌龙出阵”自梳女
20世纪初以来，在珠三角一带，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独特的女性群体，这就是自梳女。
自梳女，顾名思义就是自己给自己梳头的女子。旧时女子待字闺中，就发式而言，小时黄发垂髫，长大长辫垂肩。若嫁为人妇，就要在出嫁那天由专职人员将女子的长发挽起，梳发成髻，以区别于姑娘，在公众场合显示已为人妻。于是，“梳头”就成为女子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种仪式。而自梳女却是在一个也甚为隆重的仪式中自己把自己的头发挽起成髻的，表示自己已经把自己嫁出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其中有来自民俗传统和时代的复杂原因。近期有关民俗研究的资料指出，珠三角一代自梳女的民俗最早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海、番禺、顺德一带是古越人的居住地。此处天高地远，自古远离政治和朝廷主流意识形态，即便在婚姻制度发展到对偶婚姻的文明形态，古越地区仍然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主的婚姻形式。在婚姻的选择中，女性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另一个原因就是，随着我国封建文明的发展，男权社会和夫权婚姻逐渐走向极端。身为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为人妻者，日日起早贪黑，不但对丈夫要百依百顺，还要伺候公婆，照顾弟妹，承担沉重的身心压力，致使许多女子视婚姻为畏途。还有，在昔日顺德一带还有“阻头不便，跨头不祥”的风俗，女子若生为家中长女，如不能及时出嫁，就直接影响了弟妹的婚姻大事，给家庭成员带来舆论压力，是一个体面家庭的大忌。
那么，自梳女为何会在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陡然多起来，而且成为当时社会一个甚为引人注目的群体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珠三角缫丝业的发达。
丝织业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布，女性都有劳动技能方面的优越性。20世纪前二三十年，有南国丝都之誉的顺德就成为能发挥女性劳动优势的好地方。当时顺德的一百三十多间缫丝厂里全以女工为主男工为副。据有关资料记载，1919年，顺德陈村的缫丝女工一天的工钱是白银七角，连续工作15天就奖励三天工钱。而当时一个人一天有一角钱生活费就已足够。勤劳能干的顺德女性，以自己灵巧的双手完全可以为自己甚至全家人挣得一份不错的生计。据乐从的老一辈回忆，当时各村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人在缫丝厂工作。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谣，生动地描写了在缫丝厂做工的自梳女们的日常生活。
禾雀仔，叽喳吵，歌唱我地慨自由。
有工做来有饭食，三餐白米唔使忧。
晴天唔怕晒太阳，落雨又有瓦遮头。
晨早开工星引路，晚黑归家天灯照。
蛤也声似丫鬟叫，风吹竹叶当吹箫。
姐妹同心相知好，唔使向人来乞求。
舒舒服服过日子，谁个知道我啃逍遥。
皇帝不如我自在，神仙不知我咐风流。
这首歌谣听起来似乎轻松快乐，但从中也可看出自梳女的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她们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要的仅仅是“有工做”，有饭吃，晴天不要晒着，雨天不要淋着。歌谣实际上歌唱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出门做工的自由，是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她们之所以能拥有这个自由，因为有“三餐白米唔使忧”这个安稳的物质基础。从物质基础这一点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珠三角自梳女群体的壮大。是缫丝业发展的直接产物。
自梳女喜欢穿黑竹纱、黑胶绸、黑云纱。每天天刚蒙蒙亮，街巷的石板路上就会响起清脆的呱嗒呱嗒的木屐声。到了夜晚，清脆的木屐声会再次响起。这是自梳女开工和收工的时分。于是，乡亲们便把自梳女上、下班的这两段时间亲切地称为“乌龙出阵”。
从农业到工业，从单一零散的家庭劳动到围绕着机器的集体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劳动方式和生活物质基础的变化。缫丝业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以缫丝女工为主角的产业工人群体。在这种变化和顺德传统习俗的共同影响下，部分女工作为“人”的独立意识以及对自身生存能力及价值的认识都开始觉醒，并强大到足以和男权社会抗衡的程度。她们在自己选定的某一个时刻挽起自己的长发，永远摆脱了为人妻、为人媳的压力甚至苦难。为了生活有所依伴，去世时有人照料，她们中有的自寻同性相好，双方结成终生不离不弃的关系，人称“金兰契”。
为了年老或去世时能得到照顾，自梳女除了“金兰契”外还有一种方式叫做“不落家”或“买门口”。就是说女子可以依顺家人的意愿出嫁。但出嫁后不与男方同房，仍然长住娘家，只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象征性地回夫家。这种女子新婚之夜多用利器防身，而男方明白情由后也多给予原谅和理解。选择了“不落家”或“买门口”的自梳女多主动资助丈夫纳妾，而自己身居正室。年老后，夫家自会把她接回家中，妾生子女则如对待亲生母亲一样侍奉她，并为其养老送终。
而同一时期，在广袤的北方，在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大地，妇女们还都恪守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规矩，穿着拖地的百褶长裙，比试着长裙下三寸金莲的风采。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顺德乐从、龙江等缫丝业发达区域的自梳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早觉醒的女权主义者。
自梳女的自由追求，表面看来是在用终身不嫁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背后其实是顺德女性的“勤劳”和“自强”的生存精神。顺德缫丝业衰落后，大多数“自梳女”都选择了远走佛山、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宁愿远涉重洋去东南亚或欧美大陆谋生，也不愿成为家族亲人的负担。在谋生地，她们无论是做工还是为佣，其洁身自好的生活习惯和执著、淳朴的品德常为人们所称道。
今天，顺德女性这种勤劳自强的优秀精神，正如人类学家所说的“神秘的人格传递”一样，在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中得到新的阐释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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