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公贵族的服饰
吐蕃王朝的服饰
公元626年，李世民继位成为大唐天子，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公元630年，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登上吐蕃赞普的宝座，建立了一统两藏高原的吐蕃王朝。随着唐朝和吐蕃的和亲会盟、使节往来，我们知道了一些吐蕃王臣乃至平民百姓的服饰、穿着情况，以及它们的变迁情形。《唐会要·象雄条》记载：“吐蕃辫发毡裘，畜牧为业。”《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译成现代汉语是：“吐蕃人穿毛皮和毡子做的衣袍，脸上喜欢涂一种土红色的膏汁，妇女的头发梳成辫子并挽在头顶。”唐高宗李治曾向吐蕃使节仲琮询问西藏的气候和穿着情况，仲琮说：“乌海之南，盛夏积雪，冬则羊裘数重，暑月犹衣裘也。”
看起来，吐蕃王朝早期，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夏穿毡，冬穿裘，是最为普遍的衣着。自从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唐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剧增，吐蕃人的服饰发生了变化，上层人士开始穿绸着缎了。
公元641年，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赞普松赞干布结为伉俪。《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妻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松赞干布率兵次柏海迎亲。见道宗，执婿礼甚恭，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先未有婚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焉！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接着，赞普亲自带头，“自褫毡裘，袭纨绡，为华风”。《旧唐书》也提到：“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
在布达拉宫的法王涧里，有赞普松赞干布、尼泊尔赤尊公主、唐朝文成公主，以及诸位大臣、王子的塑像。据说，这些像塑于吐蕃时期，无论服饰还是容貌，都比较接近原型。藏王松赞干布头缠红绸巾，头顶有一尊无量寿佛像，身披半月形彩缎披风，脚蹬翘尖花靴。坐在他右边的文成公主，头戴绿缎绣花冠，冠上饰以黄金宝饰，耳缀金坠，身穿金缎锦袍、绿缎套褂，双手拢干袍内，显得美貌端庄、睿智聪慧；坐在藏王左侧的赤尊公主，头戴红巾，纯金耳饰，穿蓝色缎袍，套橘红套褂，宽眉大眼，鼻梁端正，有南亚女子之风。
公元821年，唐朝大理卿刘元鼎作为朝廷代表，到吐蕃会盟。他在山南琼结的营帐里，拜会了吐蕃第十代赞普热巴巾，亲眼看到他“身披素褐，结朝霞帽首，佩金镂剑”。意思是身着白色氆氇长袍，头缠朝霞般美丽的头巾，腰佩镂金的宝剑，这是吐蕃藏王的又一种服饰装扮。
根敦群培大师在他的《白史》中写道：“西藏阿里地区，至今仍生活着据称是吐蕃赞普后代的人，他们在过年过节时，照例穿戴吐蕃赞普的服饰，头戴称为赞夏的红帽，帽子又高又尖，帽尖用红绸缠裹一尊无量寿佛头像，绸带余下部分，交叉系于胸前。”他还指出，“西藏神庙中的赞、杰波等神王，其服装冠帽，最接近吐蕃古代的君王，甚至就是他们的塑影”。人们可以从这些神王身上，看到吐蕃服饰的特点。
唐朝和吐蕃交往了二百多年，随着封赠、求赐、和亲、会盟、贸易的进行，中原内地出产的绫罗绸缎，源源不断地输入吐蕃藏地，唐蕃古道成了地道的丝绸之路。“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据《册府元龟》记载，公元719年（唐开元七年六月），唐玄宗即以彩缎两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两百段赐王妃，一百五十段赐大臣坌达延，一百三十段赐大臣乞力徐，等等，大将军、大首领均有赏赐。正是丝绸彩缎大量进入吐蕃王臣家中，改变了吐蕃的服饰和穿着习俗。
吐蕃王朝时期，藏王和大臣们特别喜爱金银宝玉的装饰，王朝也以这些装饰表示地位的高低和功劳的大小。史书记载，松赞干布时，专门设置了从波斯、突厥进口珠宝玉石的商官，从西域进口了大量的绿松石，这种宝石不但成了雪域藏人的最爱，成为男人和女人的第一装饰，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男人戴松石耳环，会受到男神的庇护。总而言之，从吐蕃时期开始，松耳石成了藏族男女最为重要的装饰，男子佩戴松石项链和松石耳坠是勇敢的标志，女子簪上松石顶饰是美丽和富有的象征。
松赞干布规定了六种告身和六种标志用来认定官员的级别和表彰将士的勇猛。告身有点像今天的身份证，共分瑟瑟、金、银、金饰银、铜、铁等六种，瑟瑟又称为蚀刻玛瑙、亚玛瑙、猫眼石，最为藏人所看重。大瑟瑟告身授予大相，小瑟瑟告身授予副相、内相，大金字告身授予小相、副内相、大噶伦，小金字告身授予小内相、副噶伦，等等。勇饰用来表彰将士的勇猛精神，也分为六种，分别是虎皮袍、豹皮袍、虎皮褂、虎皮裙、缎马鞍垫、缎马蹬垫。据《两藏通史》记载，吐蕃时期军人的服装，与普通民众没有太大差别。军人在藏式长袍上套一件氆氇、羊皮套褂，头缠头巾，打仗时戴盔穿甲。
萨迦、帕竹时期的官员、首领服饰
历史的发展也许并不是巧合。祖国内地的改朝换代和西藏地方的政权更迭，几乎总是同步进行。公元9世纪后期，吐蕃和唐朝先后解体，西藏形成分裂割据局面，持续了将近四百年。直至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元王朝；而西藏，也在这个时候，建立了萨迦政权，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萨迦时期，西藏地方许多僧俗贵族，成了元朝中央和地方官员。例如萨迦法王八思巴担任大元帝师，领总制院院事，他的弟弟恰那多吉，被封为白兰王。《萨迦世系史》记载：“薛禅汗皇帝（即忽必烈）封他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并将墨卡顿公主嫁给他为妻，让他穿蒙古服装，封他为吐蕃三个却喀（区）的主宰。”
萨迦王朝的官员、两藏十三万户的首领的服饰，无不受元朝蒙古族服饰的影响，更多的人身着元朝官服。在当时和以后被人们崇尚的库伦装、花汗衫、蒙古短褂、恰桂恰堆、花缎外套、镶边长袍、翘尖虹纹靴、圆头靴、狐皮圆帽、铁环帽、顶子帽、骑士帽、红缨帽，等等，都是藏化了的蒙古服装，也是萨迦时期的主要官服样式。
我们从唐卡、壁画和塑像上，看到身为大元帝师的萨迦法王八思巴，虽然身着释迦牟尼的祖衣：僧衣、僧裙和坎肩，但是他的袈裟和披风却是极其华贵的。例如，1244年，成吉思汗皇孙阔端，送给萨迦第四代法王贡噶坚赞一袭袈裟，上面镶嵌了六千二百颗珍珠，还有锦缎长坎肩和靴子。元世祖忽必烈送给八思巴嵌满金子和珍珠的僧衣，还有缀满珠宝的大氅，从而开创了西藏高僧活佛身着朝廷颁赐的披风的先例。噶玛噶举派第二代祖师噶玛巴希，得到元宪宗蒙哥馈赠的一顶金边黑帽，引为无上的光荣，从此开始了藏传佛教黑帽系的传承。
萨迦派上层人物穿戴蒙古服饰，在西藏也引起过争议。例如，公元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讲经传法，他的随行官员的服饰、马具、营帐，都是按照蒙古族的形制，十分显眼。当时乃塘寺的住持觉丹热智，写过这样一首诗进行讽刺：“当上了朝廷的大官，穿上了蒙古的华服，是不是还遵循佛祖的教法?是不是还记挂众生的苦乐？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就成不了真正的圣者！”（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八思巴当即回写了一首，对觉丹热智的责备进行了巧妙的解释，大意是：“佛祖说过教法有盛有衰，众生的苦乐由业力注定，为使蒙古人皈依佛法，衣袍服饰不是问题的症结，有人不解其中的苦衷，那也不是什么哲人。”可见，不同时期的服饰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联。
公元14世纪中叶，乃东万户长绛曲坚赞推翻了萨迦王朝，建立了以乃东为首府的帕竹王朝。与此同时，在祖国内地，明朝取代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绛曲坚赞是一位意志坚强、励精图治的首领，他不满意萨迦时期服制的过分蒙古化，从他执政之初开始，便着手开始官场服饰的改革。
服饰改革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复古，一方面是创新。所谓复占，就是恢复吐蕃时期赞普和大臣的服饰，那时的服饰称为“罗坚切”，意思是珍宝服。在袍服和帽子上缀饰大量的珊瑚、松石和珠宝。穿“罗坚切”的官员，头戴盔形缎帽或红缨宽边圆帽。身穿彩缎锦袍，系红绸腰带，左可戴松石大耳坠，右耳挂松石珠串，胸前佩饰一个圆形的嵌满绿松石的嘎乌。脖子上挂着一粗一细两串项链，项链上的珊瑚珠、蜜蜡珠大如鸡蛋。珠宝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多，至少在十数斤以上。
所谓创新，是利用当地盛产的优质氆氇做面料，按照转轮王国政七宝的理念，创制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官服——“王子装”，藏语称“杰色切”。身着王子装的官员，头戴白色锅盔帽或黄绒柿饼帽，前者藏语称“阿尔群”，后者藏语称“色金包倒”，上身穿氆氇彩虹条纹上衣，下着黑色氆氇多褶肥腿裤，身披彩色氆氇披风，腰系又长又宽的彩色氆氇腰带，绦穗垂在腰前。腰间必须挂汉刀碗套、墨水瓶、金笔套，脚蹬彩色皮靴。王子装把山南地方出产的氆氇使用到了极致。据说王子装象征着国政七宝：耳坠象征金轮宝、珠宝象征神珠宝、耳轮象征玉女宝、白裙帽象征大臣宝、腰刀象征将军宝、披单象征大象宝、荷包象征骏马宝。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明朝永乐皇帝封为阐教王的帕竹王朝第五代首领扎巴坚赞，设置了各种官职，规定了他们的品级和服饰。在藏历新年的庆典上，官员们必须穿戴吐蕃时期的古装并佩戴相应的宝饰，否则要受到惩罚。”
帕竹王朝前期，由于战乱停止，社会安定，人民休养生息，农业、牧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藏人服饰主要材料的氆氇生产空前繁荣，成百上千个藏人家庭，以纺织氆氇为业，他们在织机上劳作，用氆氇支差，除拉萨、泽当、江孜、日喀则等城镇有专门的氆氇市场之外，扎囊的强巴林庙会、贡噶的姐德秀庙会、羊卓雍错湖的达隆庙会、江孜的乃尼庙会，销售的产品都以氆氇、邦典为大宗。在山南的朗杰雪、姐德秀、乃东等地，有专门生产供应上层僧俗官员和向皇帝进贡的高级氆氇的专业户，这种高级氆氇名叫“甲纳广莫旦加”，意思是呈送给皇帝的贡品。
甘丹颇章时期的僧俗贵族服饰
公元17世纪中叶，清朝取代了明朝，西藏也成立了格鲁派掌权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这个政权成立之初，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对官场服制的混乱很有看法，举行典礼时，藏、汉、蒙古族的服装，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因此专门委托第司（总管）洛桑图多对历代官服进行认真考察和重新规范。官服正式颁行前夕，五世达赖在1672年藏历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对西藏服饰的历史和服饰的理念，进行了长篇的叙述。下面做一些节录：
在西藏，世俗贵族称为噶尔，它又分为内世家、外世家和得道世家三部分。据说，身为内世家的热巴增从突厥地方，带回了七船松耳石，在吐蕃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祖孙三代的时候，就有佩戴松石耳饰和神魂璁玉等各种宝饰的习俗。曾几何时，由于雪域四分五裂，各地豪酋随心所欲，无所不为。天命成吉思汗夺取汉地众敬王的宝座后，出身王族的阔端派遣杰门和多达征服了西藏。自从忽必烈汗将西藏三个区赐给法王八思巴起，藏地便掀起戴五种“周”帽、使用汉地法规，出现了适合上流社会阶层的十三职司及人们穿戴的官服、官帽和装饰，特别是天命之王帕木竹巴，被封为国公、大元国师的强巴日丹、冲木格萨尔之婿江喀孜巴、贵族仁蚌巴等地方首领的时代。黄金首饰、长耳坠、耳饰、红白念珠、制服、制帽、顶帽等服饰也很流行。旧密派在举行供神仪轨时，口含金玉，以此为世间最大之荣耀。据说供献神饮时如果收不到松石可饰，则以此代替。究其原因，有种说法认为男人佩戴松石耳饰，身边有众战神围绕，以藏区九山神、大威德十三尊和庶民的生命神为主的西藏具大威力的神，都喜欢这种装束。后来，第悉藏巴也继承了这种风俗，使之流传不衰。但是自从铁蛇年1641年之乱以后，便名存实亡了。丹增法王固始汗由于不懂这种习俗，也很不以为然。不过如果有人出来解释，他不会不嘉纳的。总之，在第司洛桑图多主持准备工作之时，熟悉风俗的人寥若晨星，特地召来达那俄兰巴，作了一翻研究。结果发现乃东和拉堆强巴的服饰习俗中有制服，在日喀则和江孜的服饰中，则以青色披肩代替官服。根据这种情况，确定了三十种装饰品，让担任贝真巴（插香者）、司膳、执事、知宾等职务的官员按规定佩戴宝饰。
公元1672年藏历正月初二，创制于帕竹时期的“珍宝服”（见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在布达拉宫的新年庆典上，正式亮相。新年的典礼官分别由各世家贵族的代表轮流担任，他们的衣袍冠帽以及宝饰大致相同，每一套盛装都价值连城。平时珍藏于布达拉白宫的财神库，只有到了藏历新年前夕，准备担任典礼宫的贵族前来领取借用，每一件服装、每一颗珠宝都要登记，新年过后毫发无损地归还。如果说珍宝服一年只有藏历新年使用一次的话，而王子服则是甘丹颇章世俗贵族必备的礼服。在谒见达赖喇嘛以及参加重大庆典时，必须穿戴，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解体。在甘丹颇章时期，王子装也有一些变化。为了显示家庭的富有和社会地位的优越，有的贵族以绸缎替代中世纪的氆氇面料。
甘丹颇章时期的僧俗贵族服饰，还有一种最为重要的种类，那就是清朝皇帝和中央王朝加封的各类官爵，官员们按品级戴花翎顶戴和穿文武官员补服。第一个受封的应该是五世达赖喇嘛，顺冶皇帝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与此同时，和硕特蒙古部落首领固始汗被封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王”。接着，康熙皇帝封第司·桑杰嘉措为摄政王。此后，康济鼐和阿尔布巴被封为相当于王的贝子，颇罗鼐先后被封为贝子、贝勒和多罗郡王。他们虽然被封为王，似乎并未按照朝廷的定制戴花翎顶戴，穿补服。清代《西藏志．衣冠目》记载了郡王颇罗鼐的节日穿戴：
郡王颇罗鼐冬戴元狐帽，或红狐帽，或锦或缎为胎；夏戴绵帽，制仿秋帽式，高六七寸，平顶丝缨，卷边约宽二寸，两旁有衩，以蟒缎或片锦为之面，上镶獭皮窄边。居常穿大领无衩小袖衣，名曰褚巴，皆以五色锦缎或片子为之，亦用各色皮为之里。遇贺大节，则穿蟒衣貂皮披肩，不穿大褂，腰束金丝缎一幅作带，长六七尺，腰匝二道，亦带小刀荷包之类，必带碗包一个。足穿香牛皮靴，名曰项，头蓄发，左耳戴珠坠，所乘马亦挂两踢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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