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芝浩　　1826年2月23日，白芝浩（Walter Bagehot）生于英国萨默特郡（Somerset）长港镇（Langport）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康之家。那个时候，没人想到有一天他能够作为记者和作家就经济学、教育、历史、法律、文学、政治、宗教与社会心理学等等广泛领域里的主题发表评论并被人倾听；当然，更没人会想到，有一天他会被当作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公法学家之一而被后人铭记。
　　从13岁到16岁间，白芝浩在布里斯托尔学院（Bristol College）就读，该校讲授的人类学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进入由边沁创办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学习。在那里，他和一些朋友成立了一个辩论会。他们也跑遍伦敦市的大街小巷聆听宪章派（Chartist）的演说。1946年，白芝浩作为甲等优秀毕业生获得古典文学专业文学学士学位。1848年，他拿到了硕士学位。
　　在求学期间，白芝浩花了很多时间阅读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诗歌。这些阅读的心得体现于他发表在《前景（Prospective Review）》（一份主张一神教的期刊）上的一系列以文学和经济为主题的文章中。那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
　　从大学学院毕业后，22岁的白芝浩面临着职业的选择。假如他是现代人，就其兴趣和特长而言，他很适合做一个“自由职业”的专栏作家。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自由职业”还是匪夷所思的。于是，白芝浩决定进入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学习法律，尝试成为一名律师。经过痛苦的四年，他在1852年终于获得了执业资格，却决定放弃法律职业，进入了其家族开办的银行工作。幸好，他叔父的银行并未使上班成为他的沉重负担，他仍有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兴趣继续写作。
　　1851年的假期，白芝浩到巴黎旅游，亲历了路易.拿破伦的政变。他寄回了七篇文章，称之为“有关法国1951年政变的信”（Letters on the French Coup dEtat of 1851）,发表在《探究者》（Inquirer,另一份主张一神教的刊物）上。这些文章写得客观翔实，反映了白芝浩在写作和思考时注重经验事实的一贯特点，其生动活动的表达方式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1857年，白芝浩结识了《经济学人》（1843年创刊）的创立者和拥有者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并开始为《经济学人》撰稿。1958年，白芝浩成为詹姆斯.威尔逊的女婿。詹姆斯.威尔逊在1860年去世后，白芝浩就接管了《经济学人》并于1861年成为主编。他在这个位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奠定了这份杂志的独特风格：即用简洁明快、大众化而非技术性的语言表述论点，坚持“所有的主题，都可以用清晰简洁的英语表述出来”；还拓展了这份杂志的内容，使其不仅限于商业和经济报道，而同时广泛涉及政治乃至科学技术。在白芝浩的主持下，《经济学人》对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说：19世纪英国有位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曾经说过，如果他有什么拿不准的事，他就会等着看下一期的《经济学人》会怎么说。
　　后人认为，白芝浩是《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主编，“或许是《经济学人》的编辑们永远试图接近但无法超越的楷模”。为纪念他的卓越贡献，后来闻名于全世界的《经济学人》将其有关英国政治的专栏命名为“白芝浩专栏”。英国政治研究协会（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每年给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的优秀论文颁发“白芝浩奖”。
　　实际上，白芝浩的声名并不能仅仅归因于其对《经济学人》杂志的贡献。早在开始为《经济学人》撰稿之前，白芝浩就与他人共同创立和编辑了《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从 1855年该刊创立到1864年该刊停办,他一直坚持为它撰写有关文学、宗教、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文章。1859年，他在《全国评论》上发表的、评论一个较大市镇将选举权扩大到男性工人的改革方案的文章曾得到自由党领袖的注意和赏识。该文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风行一时，在引发赞扬的同时也招来了激烈的批评。
　　1865年，白芝浩还与他人共同创办《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并为之撰写了有关英国宪制实际运作机制的系列文章和有关人类社会中政治组织源起和发展动因的系列文章，均引起了较大反响。
　　白芝浩有一度不满足于仅仅通过政论文章影响政治家而想亲自跻身政界。1866年，他作为自由党人参加了布里斯托尔镇的竞选，但结果以294比301票输给了保守党候选人。据说，他落败的原因是他喜欢站在超然的地位讥讽批评、不热衷于取悦听众、缺乏平易近人的气质。1868年，竞争伦敦大学议会席位时又一次失利似乎是令白芝浩对其政治生涯绝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紧接着就谢绝做中萨默特郡（Mid-Somerset）议会的候选人。1873年，又谢绝做利物浦（Liverpool）议会的候选人。
　　但是，白芝浩在晚年谈起未能成为议员的经历时，似乎并不遗憾，他认为如果当年未曾落选的话他就没有充裕的时间从事他所喜爱和擅长的写作了。他还曾著文分析当议员的利弊得失，宣称当议员的确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权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代价是巨大的，这代价不仅仅指时间和精力上的支出，还包括牺牲个人的创见和独立性——而总有那么一些人是不能和光同尘、随波逐流的。
　　白芝浩一生的著述，都采取了评论的形式，文风简洁明晰而又机智风趣，时有警句。这些文章后来被编为五本文集，即《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年）、《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 1875）、《隆巴特街》（Lombard Street，1873）、《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es，1879) 与《经济研究》（Economic Studies，1880)。
　　其中前三本是他生前出版的：《英国宪制》是论及英国政制中内阁、君主、贵族院、平民院以及英国宪法史的系列文章，自出版之后，就不断地被重印，并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现在被公认为是宪法学的经典著作。《物理与政治》是将进化论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系列文章，体现了白芝浩对政治运作之心理学、社会学机制的关注。《隆巴特街》则是有关金融的系列文章，其目的是说明货币市场的实际运作，这是白芝浩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所思考的主题。白芝浩著述中所包含的有关政策建议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而且还得到了英国当权的政治家们的重视。
　　1877年3月24日，白芝浩因风寒卒于长港镇，年仅51岁。[1]

　　伦敦城清晨，雾霭散尽，一座世界金融重镇——伦巴第街，若隐若现。
　　伦巴第街历史悠久，1800年就已经成为货币市场的发源地。
　　作为反映那个时代金融主题的《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一书，虽然首次出版于1873年，但洗尽岁月铅华，依然闪现持久的光彩。
　　本书堪称是金融领域的传世之作。本书作者——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在书中总结了当时的经验与教训，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回味。本书在19999：、2001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再版后，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亚马逊网站上的热销书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1929年大崩盘》中多次援引过《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的有关内容。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多高级官员部曾把本书作为经常翻阅的床头书。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此书的不朽！
　　“有的人活着，他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沃尔特·白芝浩，以及《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当属后者。

　　第一章  导言
　　笔者斗胆给本书取名为《伦巴第街》，而不是采用《货币市场》或其他类似的书名。原因就是，笔者想谈一些具体的事例，还想表明自己想谈具体事例的意愿。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那就是货币市场难以捉摸，只能用一些非常抽象的专业术语来叙述，因此，关于货币市场的书籍肯定也是非常难懂的。不过，笔者坚持认为，货币市场就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具体、真实，也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如果作者交代不清，那么当然是他的错。不过，有一点笔者必须承认，那就是我本人可能有一个对于别人来说并不公平的优势。所谓货币市场“难懂”的问题，一半甚至多半源自于《庇尔条例》和关于这部条例的理论依据或理论依据的抽象讨论所引发的争论。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笔者打算尽量少谈这部1844年通过的条例，并且在谈到这部条例时，几乎只讨论它的影响，而不谈这部条例本身；即便要谈，也只谈它的主要内容。
　　对此，有几个原因需要说明。原因之一就是，如果谈论关于1844年条例的某个问题，那么再谈其他问题就毫无意义。因为，这样就很少有人再会注意其他问题。大多数评论家，无论是为了攻击还是捍卫这部条例，都会抓住“这部条例获得通过”这个问题不放，似乎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这部议会法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论——现在仍能感觉得到它的敌对情绪，以至于很多人对关于这部条例的某句话的兴趣远远胜过对有关这个主题任何其他问题的整本书的兴趣。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激烈争论的两个阵营会向每个新作者提出“你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这样的问题，而很少关心其他问题。当然，如果1844年条例真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是英国货币市场的原动力——有些人认为它是一切利益的源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切祸害的根源，那么有关这部条例的不同观点会激起极度的愤怒，并不能成为禁止言论自由的理由。一个论述任何主题的作者不应该忽视有关这个主题的最重要事实，以免招来别人的攻击。不过，据笔者判断，1844年条例只是货币市场方面的一个次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该说的已经说得太多了，而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现象相对于其实际重要性而言已经被夸大了。我们不应该忘记，自1844年以来，1/4个世纪——一个实质性进步非常显著、银行业取得了奇迹般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因此，虽然1844年谈得那么多的问题确有其当时被赋予的重要性（我以为某些方面被夸大了）但是，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并且变得更加重要和明显’这一点不足为奇。在我看来，事实上，自1844年以来，伦巴第街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以至于不介绍和讨论一个当时那么渺小、脆弱，而今充满活力的成熟世界，我们就无法对它进行评判。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尽量少谈1844年条例，并且尽我可能专门详细探讨“后庇尔’’问题，已经听够了那个陈旧主题的人（而且为数众多）也许会觉得厌烦，而关于这个主题被忽略的新问题则会被认为是一些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
　　描绘伦巴第街最简单、逼真的方法，就是说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微妙性的最伟大结合。关于经济实力，这一点毫无疑义。人人都知道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富国，人人都承认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随时可支配的现金，但很少有人知道英国的现金余额——可贷给任何人或用于任何用途的流动贷款资金一一到底比世界其他国家多多少。稍微引用几个数据，就能说明伦敦的贷款资金有多少以及比其他地方多多少。伦敦、巴黎、纽约和德意志帝国众所周知的存款（即银行公布账目的存款）而伦敦不为人知的存款（即银行未公布账目的存款）则远远多于以上这些城市或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伦敦的银行存款多倍于任何其他一个城市的存款，而英国的银行存款则多倍于任何其他一个国家。
　　当然，银行存款不是一个衡量货币市场规模的非常精确的指标。与英国不同，法国和德国以及所有银行业不发达的国家的银行外现金，要比银行业发达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很多。不过，这种现金可以说不是“货币市场资金”，因为它们无法融通。除了遭遇重大灾难和自己担保举借大额贷款以外，任何其他原因都无法动员法国民众窖藏的储蓄资金。没有其他保障的现实使他们养成了窖藏积蓄的习惯，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任何其他保障可以依靠。私人窖藏的资金无法用于其他用途，就等于没有储蓄。而英国的资金是“可贷”资金，英国人民能比任何欧洲大陆国家的国民更加大胆地使用自己的资金。即使英国人并不比他们更加大胆，但是，把自己的钱存在银行这种行为本身也能大大增加资金的可融通性。一家银行手中持有百万资金可是一笔很大的资金额，立刻可以把它放到能找借款人或借款人会来找它的地方，因为借款人知道或相信银行手中有钱。但是，一笔相同数额的资金如果10英镑、50英镑地分散在全体国民手中，那么就根本形不成力量：没人知道哪里能借到钱或者向谁借钱。资金都集中在银行，这虽然不是促使英国货币市场规模变得如此庞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惟一因素，但却是主要因素。
　　伦巴第街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总有人向我们举借大笔贷款，我们也确实借给了他们，而在其他地方是绝对做不到的。时常听说，任何国家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能在伦巴第街借到钱：有些国家的借款费用低于另一些国家。但是，据说，任何国家只要愿意支付足够多的费用，都能借到一定的资金。也许，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当然，如果必须把借款人局限在文明国家的文明政府，那么这种说法倒也未必特别夸张。某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如果决定向我们借钱，那么几乎不会借不到大笔资金；而且，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做出这样的决定。倘若哪个国家——特别是穷国——想修建铁路，那么肯定会来我们国家——这个银行云集的国度——筹措资金。的确，英国的银行家本身并不是外国政府非常重要的贷款人，但却是外国贷款机构的重要贷款人。他们差额发放外国股票抵押贷款。所谓的差额，就是他们发放80％的贷款，其余部分由名义贷款人负责。一些重大的工程项目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并在英国银行家的帮助下才得以付诸实施的；要是没有英格兰银行家的帮助，这些规划项目绝不可能变成现实。对于国内企业，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有能力和被认为有能力付账的企业可能因资金短缺而破产的概念。但是，对于我们的祖辈来说，这种情况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或者说在大多数国家至今仍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伊丽莎自女王时代的伦敦市民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想法。他们也许会认为修建铁路毫无用处（如果他们无法理解铁路的含义），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筹集修建铁路所需的资金。那时候，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未开发国家根本没有大量的可动员资金，也没处借钱修建大工程项目。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就世界整体而言，肯定是穷国没有多余的钱来发展新的重大事业，而大多数富国资金又过于分散，并且都揣在资金所有人的手中，往往难以为新的用途动员大笔资金。一个像伦巴第街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凭借优质担保或有盈利前景总能筹措到资金的地方，简直就是一种以前任何国家都享受不到的奢侈品。
　　虽然这些偶然发生的用于新事业和借给外国政府的贷款是反映伦巴第街实力的最显著证据，但当然不是这种实力最值得关注或最重要的用途。英国的贸易依靠借入资本发展到了几乎没有外国人想像得到的程度也出乎我们祖辈的意料之外。在每个地区，小商人们主要利用票据贴现借来的资本发了起来，即便没有把昔日的自有资本商人逼上绝路，也已经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苦不堪言。在贸易战中，新型商人显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一个商人拥有5万英镑的自有资本，年盈利率是10％，那么一年可以赚5 000英镑，并且必须给自己经营的商品制定相应的价格；而如果另一个商人自己只有1万英镑，并且通过票据贴现再借入4万英镑（在现代商界，这并不是什么极端的例子），那么他也有5万英镑的资金可以动用，并且能够以便宜许多的价格出售商品。倘若借款利率是5％，那么他一年只需支付2 000英镑的利息；如果像旧时的商人那样，新商人一年也赚5 000英镑，那么在付了利息之后，他还能净赚3 000英镑，或者按他1万英镑的自有资本来计算，年盈利率是30％。如果这个新商人像大多数商人一样满足于大大低于30％的盈利率，那么就能够（如果他愿意的话）放弃部分利润，降低自己的商品售价，并且把守旧的商人——依靠自有资本的商人——赶出市场。在现代英国商界，肯定能以适中的利率通过票据贴现或其他方式获得贷款，这可是利用借入资本经商的一个可靠保证，也是阻止继续单一或主要依靠自有资本经商的重要障碍。
　　英国商业的这种日趋民主的结构在许多地方非常不受欢迎，而它的作用无疑也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它阻止了像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商界巨贾大家族的长期延续。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界巨贾大家族继承了良好的教养和巨大的财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贵族品位和生意人的洞察力与气魄的完美结合。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可是，在传承一两代人之后，他们终日沉溺于奢华的生活，变得游手好闲。他们依靠祖上传下来的雄厚资本，只能赚取很少的利润，但在经商过程中遭遇到了粗野的伙伴和粗鲁的经营方式，他们又觉得自己的回报太少。商号间的实力不断均等化，也不利于商业道德的遵守。心想流芳百世的名门望族容不得半点欺骗行为。他们靠世代相传的家业谋生，一旦有欺骗行为被发现，那么就会毁了自己的生计。当我们仔细考量英国货名誉受损的原因时，就会发现责任都在那些靠银行“贴现”扶植起来的自有资本很少的新商人。这些人急于求成，于是就生产劣质商品，依靠价廉取得了成功。
　　不过，民主商业结构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被一个重要的优点所抵消。没有一个具有伟大经商传统的国家，至少是欧洲国家，能像英国那样如此少地——用一个惟一恰当的比喻——“打盹”；其他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如此迅速地抓住新的有利条件。一个严重依赖富商巨贾的国家绝不可能行动如此迅速，它们的商业长期以来养成了墨守成规的陋习，并且越陷越深。一个家产万贯的商人，无论怎么聪明，或多或少总会这样盘算：“现在收入颇丰，得设法守住。”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肯定能够守住。但是，如果时势发生变化，就有可能事与愿违。结果，他会讨厌时势变化，而且尽量设法阻止时势变化。不过，一个有自己闯荡世界方式的新商人却明白时势变化就是他的机遇。因此，他会始终关注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旦发现便会善加利用。英国商业的粗糙和粗俗结构是它借以生存的秘密所在，因为这种结构蕴藏着构成社会领域和动物界进化法则的“变异倾向”。
　　在这种长期不断的借贷业务中，伦巴第街充当着重要的中介，在英格兰有余钱的宁静地区与需要用钱的活跃地区之间固定不变地扮演着经纪人的角色。某种特定交易在特定的地点进行的原因，往往很难说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一种交易在任一地方固定下来以后，那么其他地方就很难取而代之，除非其他地方拥有某些重要的内在优势，否则是不可能取代的。商业在其诞生地总是出奇地保守，除非被迫迁移。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部分是由于其他原因，就整体而言，英格兰的有些地区没能并确实没有使用自有资金，而不仅仅是纯农业地区。在土地肥沃但没有制造业和商业的地区，其储蓄大大超过能在本地安全发放的贷款。在本地贷不出去的储蓄资金先是存放在当地银行，然后由当地银行押解到伦敦存放在伦敦的银行或票据经纪行。无论是存在伦敦的银行还是票据经纪行，结果都一样。从有资金积累的地区筹集来的资金，被用在工业地区做票据贴现业务。萨默塞特郡和汉普郡等地区的银行把存款存放在伦巴第街的银行和票据经纪商，而伦巴第街的银行和票据经纪商则用这些存款来做约克郡和兰开郡的票据贴现业务。这样，伦巴第街就成了英格兰南方和北方——经济快速增长、几乎所有的资金都能方便地得到很好利用的地区与经济停滞发展、资金自给有余的地区——之间的永久性“经纪人”。
　　这种调剂资金余缺的组织方式非常有用，而且操作便利。政治经济学家说，资本流向了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并且迅速从利润率最低、无钱可赚的行业退出。不过，在一般国家，资本进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某些希望亲眼目睹抽象真理的人往往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过程。然而，在英格兰，只要你能看到银行和经纪商的账簿，资本进退的过程便一目了然。银行和经纪商的票据柜里通常塞满了高利润行业签发的票据；相比之下，低利润行业签发的票据却少得可怜。如果制铁业不再像往常那样有利可图，那么铁制品就会销量减少；销量越小，票据就越少；结果，制铁业的票据在伦巴第街就会减少。又如，如果由于农业歉收，谷物交易突然变得有利可图，那么谷物交易的票据就会迅速大量增加，需要的话就会拿到伦巴第街去贴现。这样，英格兰的资本肯定会迅速流向最需要资金和资金用途最大的地方。
　　这种即刻准备就绪的高效率组织方式，在与欠发达国家——这里的欠发达特指银行信用缺失——的竞争中赋予我们以巨大的优势。在一个新的行业，英格兰的资本立即就能供给善于发现和很好利用新机会的人支配。在可贷资金短缺且放贷缓慢的国家里，富有进取心的商人长期处境艰难，因为他们无法立刻借到资金；没有资金，纵然博学多才也是徒劳。所有意外出现的生意都会汇聚到英格兰来，并且常常会令合理的概率和哲人的预言黯然失色。苏伊士运河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大家都预言苏伊士运河将导致发现绕好望角去印度的航线失去意义。从前，一切与东方的贸易都通过南欧港口城市转口，然后再运往欧洲各地。

总序
译者序
敬告读者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伦巴第街掠影
第三章 伦巴第街何以存在，为何采取目前的形式
第四章 财政大臣在货币市场中的地位
第五章 伦巴第街确定货币价值的方式
第六章 伦巴第街通常缺乏活力而有时又过分活跃的原因
第七章 关于英格兰银行保留和有效管理充足银行准备金的履职方式的更详细说明
第八章 英格兰银行的治理机制
第九章 股份制银行
第十章 私人银行
第十一章 票据经纪商
第十二章 英格兰银行控制银行准备金额的原则
第十三章 结论
附录
注释A 世界主要银行体系的负债与现金准备
注释B 1858年奥尔德曼?萨洛蒙在议会下院特别委员会前所做的证词节录
注释C 敦提银行1764～1864年间10年流通票据与存款报表
注释D 1866年9月13日英格兰银行股东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