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辽河流域考古时代的时空框架
第二节 人类与环境
三、环境演变是文明兴衰的自然基础
就环境演变对人类的影响而言，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就明确指出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影响的问题（普雷斯顿·詹姆斯，1982年），但在那个不承认环境存在变化占主流的时代，人们不仅不接受他的观点，而且把他的观点作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加以批判，有关环境演变影响的研究也因此沉寂多年。随着自然环境存在不同时间尺度变化的科学概念的建立，对古地理环境演变规律认识的深入，沉寂多年的有关环境演变对人类社会影响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大量成果揭示出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确实存在深刻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存在着环境演变的背景。古埃及、古印度及两河流域文明的衰亡可归因于严重的气候变干，而在文明史上全球变暖给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带来过繁荣时代；在历史上，气候寒冷与干旱时期，使农业减产，从而导致了民族大迁移，这种准周期性气候变化的周期大约为1200a（许靖华，1998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气候变化是导致史前和历史早期文明崩溃的基本力量。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多元一体结构”特征，最主要的是得益于环境类型的多样性及其对全球变化响应的独特性。从整体看，中华文明是一种生态适应幅度极宽的文明，能适应各种幅度的气候变化。尽管区域性的文明衰落与间断现象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中华文明从整体的意义上讲是连续的，这种连续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空间上的不断迁移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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